這幾年，我對稅收起源的問題特別有興趣。雖然學者們早已斬釘截鐵地說，稅收是同國家這個政權機構一起產生的，沒有國家也就沒有稅收，反之亦同，但我總覺得這個結論欠缺點什麼：因為它一沒有告訴我稅收在胚胎時期是什麼模樣，促成它發育的內因與外部環境有哪些？二沒有告訴我稅收的起源是一種偶然現象，還是必然的曆史發展規律。切莫以為這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問題，我以為它關係到人們對待稅收的態度：倘若是偶然，由於稅收是對人們私有財產的強製剝奪，一般的百姓，出於自利的本性，沒有大覺悟是難以自覺認同它的；更有一些哲人，出於對百姓立場的順應和對現實的不滿，完全可以設計一個理想國，去鼓動百姓抗稅、革命以建立一個“無稅國”或“烏托邦”的，例如陶淵明（他在其《桃花源詩並記》中描繪了一個“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的理想場景），再如莫爾（他在一本題為《關於最完美的國家製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中同樣構想了一個沒有稅賦和不平等的理想國圖景）。但倘若稅收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那麼人們也包括那些“為民前驅”的哲人，他們就不必再試圖做無用功以建立一個“無稅國”，而應將精力集中於在既定國家的結構內如何改革、完善分配關係，以順應稅收的性質，實現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造福於民，增進全民公共福利的根本目的。
也許是我讀書太少，僅就目前我的視野範圍，我尚未發現有專門研究稅收起源也就是在國家產生之前稅收的雛形或原始形態的文獻。
怎麼辦？一是在人類學家對原始部落的研究文獻中去發現蛛絲馬跡，二是在一些自治社區的公共事務、公共設施的籌資方式中去找，或可收到由此及彼、舉一反三的作用，為我們認識稅收起源的或然性抑或必然性提供參照。
前者，革命導師恩格斯為後學提供了榜樣，他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正是根據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著作《古代社會，或人類從蒙昧時代經過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的研究》寫就的。筆者通過研讀恩格斯的著作，寫了一篇《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尋找稅收的起源》的讀書筆記，認為人類作為社會性的高級動物，稅收產生有其必然性。稅收的雛形是勞動力的差異超出平均的部分，而其胚胎則坐落在“博愛”與“平等”的胎床上，其形式是勞力和實物，使用方向是公共事物；導致其變化的則是由社會分工產生的生產力的發展與家庭的產生及私有製的形成。當然，這一結論是在史料基礎上進行的抽象與邏輯推理。
然而，這僅僅是孤證，要坐實它，還必須有更多的實證。從古代甚或當代一些自治社區的公共事務籌資及運作方式中去尋找參照物，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捷徑。
義倉，就是這樣一個標本。
去冬，我到渭南市大荔縣公幹，順便參觀了豐圖義倉。震撼、感慨之餘大大觸發了我的靈感，回來後通過網上網下搜尋文獻，竟有不少收獲。
豐圖義倉位於大荔縣城東17公裏處的朝邑鎮。坐落在黃河西岸的一座高崗上，三麵鄰崖，與山西隔黃河相望。遠觀似一座城池，有城壕和磚砌周垣，還有拱形城門；近前卻原來城中又有城。進入頭道門，內城乃長方形倉城，坐北向南，中有天井。東西長133米，南北寬83米，高約8米，內有窯洞形倉廒58洞，可儲糧3萬多市石。若不特別說明，外人一定會以為這是古代哪個縣城或軍閥的府邸。幾年前，我曾遊覽湘西鳳凰縣境內黃絲橋的一座縣城，其城也是四方形，周長600多米，城高5.6米，論形製，隻比豐圖義倉稍大一點，論氣勢卻比豐圖義倉略遜一籌。
豐圖義倉建成於清光緒十一年（1885）。史載，光緒三年（1877），陝西關中大旱，餓死者不計其數，朝邑尤甚。為抵禦天災，以豐補歉，時任戶部尚書（財政部長）的朝邑人閻敬銘與當地士紳聯名，向陝西巡撫馮譽驥建議修建義倉，獲得批準，於1882年動工，三年後竣工，共耗白銀3萬餘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