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於有能，用之於急需——對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傳統說法的再認識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句短語，恐怕是當今中國關於稅收基本性質、作用的知名度最高、傳播最廣泛的主題詞了。
30多年前，我剛踏入稅務局的大門，聽到的第一堂課，就是“社會主義稅收的性質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30多年後的2007年，稅收宣傳月前後，國家稅務總局機關報《中國稅務報》每天頭版仍然特設一個“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小欄目，對其基本內涵進行不厭其煩的闡述。
也許，“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仍然是迄今為止關於稅收性質最通俗最簡明的概括。筆者認為，如果著眼於稅收知識的普及，這樣說是有效的，但是若著眼於提高，還這樣說，則是一種“好讀書不求甚解”的表現了。
對當今中國和世界各國稅製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現實的稅收收入和財政支出結構也在在表明，關於稅收性質的準確闡述應該是如本文題目所說“取之於有能，用之於急需”。
稅收是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為了實現國家職能和向國民提供公共福利的需要，而主動參與法人和自然人的財富分配，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形式。
理論上，國家征稅的目的是無一例外地為全體國民提供公共福利，它內化的基本原理是類似市場交換的互惠互利的買賣關係，稅收是公共物品和服務的價格，因此它應該向全體國民收取，毫無例外。這種交換概括起來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但是，在實際執行中，要想從納稅人的收入或財富中切下一塊的同時，既不傷稅本，又公平合理，還簡便易行，絕非容易。古今中外曆史上，因為稅收製度引起的矛盾乃至革命還少嗎？所以，無論中外，都有一些哲人總結出了一些征稅的基本原則。
早在公元250年左右，中國西晉思想家傅玄就提出了製定和判斷賦稅善惡的三個原則：一謂“用之至平”，即公平稅負；二謂“積儉而趣公”，即為公共需要而征稅；三謂“有常”，即稅負要規定明確並且相對穩定。而在西方，17世紀以後，歐洲進入到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古典經濟學家不約而同地提出自己的賦稅原則，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亞當·斯密的四原則，即平等原則、確定原則、便利原則和最少征收費用原則。而德國經濟學家瓦格納（1835—1917）提出的原則集中了前人與同時代人的學說，給稅收規定了四個方麵十條原則：一、財政政策原則——①收入要充裕；②稅收要有彈性。二、國民經濟原則—③慎選稅源，保護稅本；④慎選稅種，不妨害經濟；⑤以國民所得為資源，不可侵蝕資本。三、社會正義原則—⑥普遍課征；⑦負擔平等。四、稅務行政原則—⑧確實；⑨便利；⑩征收費最少。
在我國，1990年國家稅務總局首次明確了中國稅收的治稅原則：法治、公平、文明、效率。
無論中外，無論時代，各種稅收原則都無一例外地將公平置於首要位置。
之所以要把公平置於首要位置，原因在於，國家提供的公共福利是非排他性的，就像陽光雨露一樣，普施於所有國民，這方麵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國防。保衛國家免受外敵侵犯，使國民有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是各國建立軍隊的根本目的。而和平環境的受益者是全體國民，沒有例外。因此，按照平等交換的原則，凡受益者也就是所有國民都應該為此繳納費用——稅收。
但是，如果再深入思考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從受益的程度而言，每個人的情況和感受各各不同。例如，同是國家和平、社會安定的服務，富人與窮人的感受和受益程度就不相同。富人財產多，他們對和平安定的環境需求更殷，因之也受益更深；窮人財產少甚至無產，無論是戰爭抑或是治安混亂，對他們來說，除過人身安全沒有什麼可損失的。因之，他們對和平安定環境需求不強烈。假如一個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的話，窮人反倒認為安全的環境是對他們改變現實狀況的束縛，這時，他們有可能做的不是服從秩序，而是向其挑戰。縱觀曆史，大多數的造反與革命都是窮人掀起的，有一句名言是這樣說的：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認識這一點，對每個人尤其是對負有分配資源之責的執政者非常重要。
即便是公共物品，由於資源配置的地域不同，時間的先後以及量的充分與否，也在客觀上存在著受益程度的不均衡，還由於個人對公共物品享用的主觀偏好等因素，使國民對公共物品效益的評價在主觀上存在著差異。
另一方麵，從國民對稅收負擔的能力看，也存在著由於收入差距形成的較大差異。2006年我國財政總支出數為40213.16億元，上年年末全國人口總數為130756萬人，以此匡算，2006年全國人均納稅2878.34元。而2006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587元，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假若以此平均計算，農民人均稅負達80.24%，城鎮居民人均稅負24.48%。農民稅負之重達到了無法承受的程度。更遑論全國當年還有6000多萬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農民和城鎮居民，他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683元（2005年國定貧困線標準），如果要他們繳稅的話，全部收入都交出去還不到人均納稅數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見，稅收公平說起來容易，實際做到絕非容易。
公平必須從形式上的公平上升到實質上的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
這裏，不妨以人頭稅為案例，進一步說明何以形式上的公平會導致實質上的不公平。
中國和外國都曾經有過向百姓征收人頭稅的曆史。人頭稅是一種以人頭也以戶為征收對象的稅種。其稅額有固定和非固定的兩種。前者不論是否有財產，均按人頭征收；後者主要是將人按財產分類，財產少的稅額低，多的稅額高。人頭稅一般有免稅的人群，能獲得這一特權的多是王公貴戚、功臣或者老弱病殘、鰥寡孤獨。在中國，早在戰國時期齊、魏等國就有征收人頭稅的記載。漢代人頭稅的類別有口賦、算賦、獻賦、戶賦四種。前兩種不分貧富，凡達到法定年齡都必須繳納，獻賦則沒有年齡區別。戶賦是戶籍稅，可以說是以家庭為單位征收的“人頭稅”。《淮南子·汜論訓》和《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分別有“頭會箕斂，輸作少府”和“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的記載。“頭會（kuài）箕斂”的意思是：按照人頭征收賦稅，用畚箕盛裝征收的穀物。“少府”是“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的機構。漢代以後，人頭稅不絕於縷。直到公元1724年，清雍正帝依例明代“一條鞭法”，將按人頭征收的丁銀攤入田賦，改按地畝征收，是謂著名的“攤丁入畝”，從此才徹底結束了對百姓普遍征收人頭稅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