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都力圖在自己的軍隊中製造對他個人的迷信和崇拜，但這種崇拜氣氛卻不多見，但直係軍閥內部，的的確確一度存在過對吳佩孚的迷信和崇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多年有意培養的形象吸引所致。在軍閥之林中，吳佩孚也許是最注意自己個人形象的一個，既喜歡與報界接觸，又善於為自己製造神話，加上他確實具有的相當才幹和接二連三的好機遇，使他獲得了“常勝將軍”的美名。他鮮明的個性和別出心裁的為人，使得凡屬他的部下都對他有某種莫名的敬畏。
首先，他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忠貞不貳”的形象，盡管對曹錕有諸多不滿，他也有能力和實力取而代之，但他還是“終身事曹不貳”，這種所謂經過時代考驗的愚忠，與其說是對曹個人的感恩戴德，到不如說是為給部下樹立一個致死效忠的表率。按他的說法“綱者，表率也”，君為臣綱，就是要為臣作出表率，他之所以甘為昏憒的曹氏之下，忍受以曹銳為首的津派無賴的諸多閑氣，也許就是要留下一個作表率的機會，扮演這樣一個唱紅臉的角色（京劇臉譜：紅色意味忠勇）。
其次，吳佩孚在物欲橫流，寡廉鮮恥的軍閥世界裏，著意把自己裝扮成清廉公正的樣子。為了表明他不用私人，甚至親下手諭“吳姓天、孚、道、運、隆五世永不敘用”。為了標榜自己愛國清正，不惜喊出“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外人，不借外債，不斂錢”的五大自律，盡管實質上是一種表麵文章，但確實迷惑了不少人，很多人認為他不象其他軍閥“非恃西洋黃發碧眼兒似不能維持其政治生命”，所以“秉賦不同所見亦異，率能貫徹主張，為東方民族稍留骨氣，其人格有足多者也”，然而象陶菊隱先生評論的那樣：吳佩孚“不要地盤，要的是兩省地盤；不做督軍，做的是兩省巡閱使”，而且，在北伐軍進逼武漢之際，吳佩孚也曾多次通過各種途徑向英美要求援助，其卑躬屈膝與其他軍閥並無二致。的確，吳佩孚失敗後也沒進過租界，甚至在外國人竭力邀請下也沒改變初衷，但這並非他真的“高風亮節”，而是因為一來他還想著卷土重來，所以一時不便公然撕破自己的臉皮，二來也有許多軍閥為他提供了庇護所，他還沒到那個非去不可的境地，吳佩孚也確實不為自己斂錢，這是因為，在他看來，軍隊就是他的最大財產，他的賭注全都壓在槍杆子上，有了錢全用於養兵、護軍練兵，因為他知道，軍閥一旦沒了軍隊，生命也隨即失去意義，這一點，說明他在軍閥之林中確有高人一籌的見識。並不意味著他與其他軍閥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應該說，吳佩孚製造的這種“形象”或“氣質”上的吸引，其效果是明顯的，甚至連倒戈背叛他之後的胡景翼都認為：“吳不怕死，不要錢，其人格我等當推崇。”其三，紀律約束。
吳佩孚多年的行伍經曆告訴他，控製部隊不僅要靠內在的道德力量，還要有外在的紀律約束。對軍隊無紀律行為的鼓勵與縱容，雖然一時一地能起到刺激士氣的作用，但從長遠角度來看，卻容易導致部隊的渙散，以至完全失去掌握。如張勳二次革命時攻入南京。打了勝仗點起名來士兵卻少了很多，原來士兵們搶劫夠了就開小差回家去了。吳佩孚當第三師師長時，接掌的是一支有著北京兵變燒殺劫掠臭名的部隊，因此他特別注意挽回聲譽，格外加強紀律，據說吳的第三師在湘南時，有一士兵人娼家搶一水煙筒而被槍決，其部隊駐地尚有人辦喜事。當時的外交家顧維鈞也說，吳佩孚“不僅是一個幹練的軍人，還是一個嚴肅的紀律執行者。”可見其軍隊紀律在軍閥中尚算是好的。
吳佩孚嚴肅軍紀還有一個目的，就是防止士兵受“汙染”，他不讓士兵和軍官到城市去，怕他們做賭博和他種壞事而忘掉自己的職責。他認為軍人應該戒酒、戒色、戒煙、戒財、戒賭，否則就會損害戰鬥力。而諸戒的最有效和最便利的措施就是幹脆把部隊與花花世界隔開。相比之下，吳佩孚也許更擔心的是軍隊受民主自由空氣的熏染，以至於對城市學生入伍都加以限製，從這個意義上說，吳佩孚軍紀的作用是一層不透風不透雨的隔絕布，有這塊大苫布的遮蓋，不僅擋住了城裏的奢靡風，更擋住了歐風美雨的侵襲，從而使軍隊保持農民式的淳樸和愚昧，以便於控製和欺騙，這正是從曾國藩到袁世凱所一直追求的。
其四，機謀權變。
吳佩孚對行詐術以收買人心是頗為醉心的，有一個故事很形象的說明了這點。有一次吳佩孚在布置任務，忽然覺得有點餓了，左右隨從勸他吃飯，不料他卻陡然變臉厲聲喝道諸弟兄都沒吃飯，我吳某怎麼能一個人獨食呢？！左右馬屁拍到了腿上，討了個沒趣不作聲了。可不一會兒一個士兵拿來餅幹和茶水，吳佩孚卻坦然地一個人“獨食”起來，這種劉備摔孩子的把戲雖然幹得挺拙劣，卻也可以從中窺出他性格中的好行詐術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