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從來不讓他的部下斂財，因為他深諳“饑則附，飽則颺”的道理，如果部下個個腰纏萬貫，他們就不會再為他賣命拚死，至於士兵更是如此，因為“兵不可富，富則思家；兵不可窮，窮則生怨”，務必使他們保持某種半飽半饑的狀態，才能驅使如臂。
吳佩孚與部下總是保持一定距離，即使是他最親信的謀士白堅武也常常摸不準他的脈搏，他時常在部下彙報軍務的時候闊談佛理或講說《周易》，甚至算卦問卜，在不著邊際的胡說八道當中，突然作出決策，一方麵令部下不知底細，另一方麵增加他的神秘感。1926年末，當他的大將靳雲鶚兩次意欲違背他的意圖反奉聯馮時，都被他先用假象迷惑之，當靳放鬆警惕，吳就突如其來地解除其兵權，使靳沒有機會舉兵反叛。吳佩孚還慣用讓部下互相牽製，相互製約的手法，如讓王維城去牽製王承斌，防止其坐大，在曹錕身邊讓津、保兩派互鬥，以便他從中漁利，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讓王承斌以督戰為名監視馮玉祥，又讓胡景翼躡其後以防備之。
套用一句吳佩孚的名言，我們可凝縮出吳佩孚傳統型維係意識的全貌，這就是：以封建道德為體，封建權術為用。
Ⅱ綠林——張作霖
某些出身於土匪，並以綠林生涯時的親信夥伴作為其軍事集團的骨幹的軍閥，雖說擁有各色正大光明的官銜，甚至學著舞文弄墨，附庸風雅，但他們的集團維係意識仍然帶有他們往昔生活的烙印，具有濃重的遊民色彩，江湖義氣在他們成為近代軍閥之後，仍然是他們集團內部維持平衡的最重要原則之一，也是他們維係部眾的主要道德依據。“東北王”張作霖，可以算作他們中的典型。雖然由於張作霖出身的東北黑社會不象關內邦會及秘密宗教那樣具有理論和文字色彩，但關東文化的粗獷豪放的特質和張作霖本人鮮明而特殊的秉賦，使得張作霖在這一類型中成為最具特色的一個，這也許是我之所以要選中他作主要描述對象的原因。
但是，由於遊民文化本身也屬於傳統文化的亞文化層，它的許多要素與傳統的正統文化有著血緣的關係，所以一旦原屬於遊民階層的人離開了原來的地位，躋身上流社會，就很容易喪失自己的麵目特征與上層文化合流，可以說，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兩代執掌奉係集團的曆史，就是奉係集團逐漸喪失自己遊民麵目的過程。當然，作為張作霖本人及其綠林舊友來說，作為一群多年在匪堆中混過的人，窮其一生，盡管他們數度進行自身的“儒化”，甚至作出很大努力使他們的軍隊近代化，終難去掉那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遊民習氣，他們的奉係集團，不言而喻地帶有“綠林”的印跡。
1、奉係軍閥的結盟意識
長期綠林生涯形成的“結義”關係和附著其上的江湖義氣，是奉係集團賴以維持的精神支柱。張作霖舊日的綠林兄弟，張景惠、張作相、湯玉麟，以及後來的汲金純、孫烈臣，吳俊升等人，一直是“老帥班底”的台柱，這些人多數與張作霖在被壓迫狀態下的非法團體內長期共命運，形成了一種高度依賴的融合性關係，用張作霖的話來說就是“穿一條褲子”的交情，這種超血緣關係的牢固程度有時甚至超過親緣關係的紐帶，這總體上說是被迫離開土地挺而走險的小農自然形成的依賴性很強的群體意識，它一旦形成，就會帶著自身的慣性蹣跚而前，無論其載體的身份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盡管匪之為匪，情形各異，象張作霖等在接受招安之前事實上已帶有若幹地方豪紳支持的私辦民團的性質，但遊民大群體的“綠林特質”是他們不可能擺脫的。
屬於關東文化圈的東北遊民結盟意識，正由於它的發展曆史較短，缺乏理論和文字因素，所以也不具備關內結社和幫會的那麼多等級和輩份色彩。關東土匪當家的瓢把兒與同夥之間，至少在名義上是平等的兄弟關係，如果年齡差別過大，也至多就分成兩輩，也並不存在等級差序意味，首領的地位是與行動時的凶狠狡詐，處理內部及其他山頭關係時的“公平”與“仗義”相聯係的，因此他們之間存在著自然信崇的氣氛，在東北土匪圈裏，即使再精細狡詐的人也要同時具備相當的粗獷與豪放氣質，一個謹小慎微斤斤計較的人縱然有天大的智謀，也斷難爬上掌櫃的寶座，有些傳記作家對奉係成員的描寫頗有幾分意思：“如張景惠、張作相和湯玉麟之輩，大都是出言不遜，呼盧喝雉的人物，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是一些仗義行俠的江湖好漢，精神上所尊崇的，也隻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義氣，而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造型，大致統一於一個類型，即：在揮金如土之餘，可也不惜殺人如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