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生智和他的“佛教軍”
唐生智在軍閥中算是晚輩，他原是湖南軍閥趙恒惕的部下，在南北拉鋸、派係複雜的三湘之地，他最終脫穎而出，從1923年底開始在湘南據地自雄，著力訓練部隊，積蓄力量，將隊伍很快擴充到號稱五萬人槍，成為湘軍中實力最大的一支部隊。為加強對部隊的控製，他拉過同學幫（保定係），求過哥老會，但自從結識了佛教密宗居士顧伯敘（法名淨緣）之後，對於苦無善策以統馭人心的唐生智來說，不啻來了及時雨雪裏炭，兩人一拍即合；遂成知已。從此，他開始向顧虔心學佛，並力圖用佛教對部隊進行約束和精神教育。
1925年至1926年之交，唐生智偕顧和尚反複巡行防地，為他的官兵講演佛法，闡發所謂的“佛學大綱”，勸告聽眾皈依佛法僧三寶，並到處張貼宣講佛理的白話宣示。而後由唐生智下令，所有部下的官兵均須一體受戒。於是唐生智與顧和尚不辭勞苦地一個營一個團地為他的這幫慣於舞槍弄刀的軍漢們受戒，所到之地大治佛堂，務使金碧輝煌鍾鈸齊鳴，全體官兵一律身披袈紗，合十頂禮，五體投地，由顧和尚摩頂傳戒，一律成為佛教徒，每人發給“受戒證章”一枚，一麵書“佛”字，一麵注明所受五戒。形成了一支數萬人的佛教軍。
唐生智對於佛教，有所謂“三身真義”說，即所謂：“清淨為法身，慈悲為報身，忠義為應身。”意思是說，佛門弟子也就是指他的佛軍）以恪守清淨，斷除七情六欲為根本，為自己的本體或實相，而由慈悲為懷享受報應，但最終前兩者都要體現為忠義二字，因為所有活在塵世的佛教徒都要以忠義這種道德作為他們應世立身，普渡眾生的現世相。唐生智的“三身真義”，是由佛教的“三身佛”的說法中取來的，所謂“三身佛”是說佛有三身，法身、報身，應身，法身為世法平等的實相，報身為久修功德而享受快樂的報應的形相，應身為佛為超脫眾生麗變化出的各種各樣現身於塵世的形相，而唐生智用三種抽象的道德條目來取三身，實際上把“三身論”的佛性降格世俗性，同時又把“忠義”突出起來，定為他們集團成員的所謂立世之本。使原本的儒家道德在宗教意義上更進了一層，帶有神秘和神聖的意味。
以殺人為職業的軍人和悲天憫人的佛教徒，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水火不相容的兩同事，唐生智生生地將他們捏在一起，其用意無非是“溉世俗之澆漓”，於是乎“借天上佛法，以維持世道人心”，從而“深冀感化群黎，豁然覺悟，同登彼岸，共證前者。”用佛教教義濟傳統道德之窮，借釋迦牟尼助他維係軍心，固化群體，一方麵以佛理摻進傳統道德，作為集團的精神支柱；二方麵借佛教戒律的約束力來收攏士卒；三方麵利用大開法會時儀式的莊嚴，氣氛的靜肅，偶象的金碧輝煌，這到某種心靈震懾的效果。
唐生智之所以不倫不類地找到佛教這種思想武器，固然是佛教在中國二千餘年的傳播並深入民間的巨大影響，同時也由於當時“湘中佛學盛行，軍政各界加入者甚夥”的局部氣候所致。湖南自民國以來一直是南北衝突，軍閥混戰的主戰場，戰禍連結，天災繼之，人民之痛苦程度較之其他地區尤烈，佛教作為“苦難”的精神解脫，一時廣為流行，以致軍閥欲維係軍心，也相率利用之。在唐生智大傳其戒的同時，他名義上的主公也不惜花費巨資宴請白喇嘛入湘開金光明大法會，演成一場鬥法醜劇。然而，軍閥本身就是造成這種不正常的宗教流行的根源，他們信仰和利用佛教，本身就是對佛教的最大嘲弄。
Ⅴ迷信——劉湘與孫殿英
在軍閥中還存在有這樣一類，他們對新學舊學均無所習，他們的集團所處的環境也極為閉塞，人員素質也非常低下，因此他們看中了流行於民間幾百年的秘密宗教，迎合士兵愚昧落後的心態，借巫覡神怪的魔力，為自己蒙上一層神秘的光暈，使兵士由恐懼而盲從，這裏，我可以舉兩個例子加以說明。
1、劉湘與“孔孟道”
“孔孟道”是會道門一種，屬於所謂揉合儒釋道三教的一貫道係統的一個分支。下麵我們就論述它與四川軍閥劉湘的關係。
劉湘在四川軍閥中，從外表上看是比較拙訥的一個，據說他以倒數第一的成績考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也是靠老師的特別照顧，但是他的內心卻有很深的城府，頗工於心計，他利用川中頗有點名氣的劉神仙和“孔孟道”作為他維係集團的工具，是他在四川軍閥混戰中脫穎而出，建立四川霸業的重要因素之一。
劉神仙名劉從雲，四川榮縣人，清末參加“一貫先天道”，初以卜星相測為生，多年的江湖生涯使得他既熟悉流行巴蜀的民間宗教的教義和巫覡之術，又十分狡詐和老謀深算。他在二十年代初搞起“孔孟道”，到1925年已有道徒萬餘人，遠近聞名。劉湘就是在這時經人介紹人了“孔孟道”，兩人一見便成契交，劉從雲從此成了劉湘部的頭號軍師。隨後，劉湘部營長以上的軍官百分之九十都入了道。劉從雲一方麵利用各地的道徒為劉湘作耳目，由此策劃軍機；另一方麵用他首創的這個道門為劉湘收攏人心。在劉湘軍中，自從劉從雲來了以後，每逢陰曆初一、十五，就先後在唐式遵、潘文華（兩人均為劉湘部師長）家裏講道，有時劉從雲講，也有時是劉湘拿著王陽明的書照本宣科。遇有戰爭，輒請劉神仙扶乩請神，以定吉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