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鶴立河以後，到哈爾濱上學。農場的生活卻常常在夢中出現，有時在課堂上聽著老師講課，不知不覺地就走了神，恍惚中，竟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原來一個人8年的青春歲月，並不是說放下就能放下的。
隱隱地，眼前會常常出現一片小樹林，樹林的周圍，是一望無際的原野，積著厚雪，雪上飄落著一些枯葉。林中有幾座孤零零的土墳，墳前插著一塊木牌子，就算是墓碑了。知青剛到農場時，聽說那些低矮的土墳中，葬著老死北疆遺體無法送回故鄉去的“二勞改”，留在這裏做了荒原的野鬼。
過了幾年，那林中又添了幾座新墳，新墳略高，照例插著木牌代替墓碑。每逢清明，墳前會出現幾束野花，偶爾還有半截蠟燭，那是蠟燭被人點燃後，又被風刮滅的……
墓碑上的字工整清晰，寫著：“知青×××之墓”，沒有親屬的名姓。
多年前，我曾到那裏去過一次，去祭奠那些永遠遺失在黑土地上的知青戰友。臨別農場前，我很想再去看望他們一次，卻終於是沒有去成。
葬在那裏的幾位知青，同我並不熟識。但我知道他們的故事，並已爛熟於心。那些悲慘的故事本來不應該發生——那場波瀾壯闊聲勢浩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如此無情地剝奪了他們年輕的生命。他們為那個年代支付了昂貴的代價。
那個鶴崗知青死於我們到達農場後的第一個冬天。他和其他幾個男生，坐在爬犁車上，去場院打夜班拉稻草，脫粒後的稻草很寶貴，全指望它做一冬的燃料燒炕取暖。為了提高生產效率，那輛爬犁製作得其大無比，差不多有四輛卡車那麼大，小夥子們都希望表現得好些，裝車十分賣力，把爬犁上的稻草，裝得像一座小山一樣。如此巨大的爬犁，用牛用馬是難以拉動的，所以冬天拉爬犁車，必須出動東方紅拖拉機。他們用粗繩把整個爬犁上的稻草固定，然後一個個都爬到了小山似的稻草頂部，趴著臥著，讓拖拉機順便也把他們給拉回連隊來。那是一個寒風呼嘯的深夜，拖拉機行駛中的隆隆響聲，使得誰說話都聽不見。馬力充足的拖拉機，拉著那一大堆稻草，在雪地上隆隆行走。後來有知青說，當時的情形很像是平地上移動著一座碉堡，或是一頭怪獸。夜已深，大家都困倦了，又累又乏，有人睡著了。那個男生也睡著了。他沒有察覺到他身下鬆軟的稻草，正在拖拉機的震動中，慢慢往一邊塌陷下去。當他睡著的時候，他的整個身體忽然隨著稻草的一角，完全往前麵坍塌傾倒下去。致命的死因是他的位置——他正處於拖拉機機頭和爬犁中間的空檔之中。當他滑到地上的那一刻，緊接著巨大的爬犁就壓上了他的頭顱。那是一根根粗壯的鬆樹原木，加上速度和載重量，他甚至沒來得及喊一聲救命，連哼都沒哼一聲，就被爬犁從身上碾軋了過去。等到同伴們發現草堆上少了一個人，拚命叫喊讓拖拉機停車，那喊聲卻被風聲被馬達的轟鳴淹沒，爬犁又拖著他的身體走了百十米，直到有人急得脫下了腳上的棉狠狠地扔到車篷頂上，那拖拉機手感覺情況異常而終於停車——那時，在風雪和黑暗中，呈現在他們麵前的已是一具血肉模糊、冰冷僵硬的屍體。
他默默地離去了，什麼話都沒有留下。
那個溫州知青卻是由於打架而死。1968年、1969年，各地的知青剛到農場的時候，攜帶著濃重的“**”遺風和武鬥中殘留的英雄豪氣，再由於各自的生活習慣、語言和行為方式都不盡相同，一條大炕上共同生活，自是矛盾百出。然後迅速分成了“杭州幫”、“寧波幫”、“鶴崗幫”和“哈爾濱幫”，劃分勢力範圍，爭奪“霸主”地位。有時為了一管牙膏、一勺熱水、一隻襪子、一根頭發，彼此都會大打出手，打得不可開交。戰鬥進行到最慘烈的階段，知青們動用了鐵鍬作為武器。一個知青掄起鐵鍬往另一個知青頭上劈過去，那個溫州知青當即被砍下了一塊頭皮，連著頭發往下淌血，腦漿迸裂，昏倒在地。後來在送往場部醫院的途中，終因失血過多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