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子和曉冬都是我年少時的朋友，那時，他們一個在飲馬河的挖銅溝，一個在九台的近郊。曉冬年輕的時候就帥氣、靈活，且遇事知進退；而祝子就不同，人長得瘦小，愛笑，說話無遮攔，沒正行，人也不知深淺，場麵上看不出眉眼高低。
這樣的兩個人，發展的結果自然不會相同。
這麼多年了，曉冬的家裏有生意，自己有工作，且經營得不錯，買賣越來越大不說，工作也處理得井井有條，先在廣播電視局，後來去文聯，最近聽說又到政協去任職了。而祝子就不一樣了，因為能寫點小散文和詩歌，便不甘心當農民了，舉家遷到九台市，卻又找不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在工廠做過工，蹬過三輪車，也幹過其他的雜活，雖然麵對艱辛生活還能保持樂觀情緒，但半生的顛沛，身體和心境必然是曆盡滄桑了。
想起和曉冬的友誼，開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經常去九台玩，因此認識了一批年紀比我大許多的朋友。當時交往密切的有思宇、王鳳立、馬文武、曉冬、祝子、溫玉喜——也就是喜子，等等。大家在一起揮霍著青春和快樂，每天一副無憂無慮的樣子。那時也有憂傷，有一些是真正的傷感，有一些是“為賦新詞強說愁”吧。
九台當時有一所電視大學，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兒，叫L，家住在營城下邊的一個小礦，交通不是十分方便。於是，她便和同學一起租了一間民居，吃住在一起，應付著每日的課程。
就是這段日子，我和曉冬交往甚密，我們常一起到L的小屋去玩，和她們一起探討文學。那是一個喜歡交流的年代，思宇在九台成立了一個文學社，曉冬、祝子、L等一群人都是文學社的成員。我們在一起的時候談詩歌、談讀書，分別之後就通信，彼此之間非常惦念。
我每周都會去九台，有時去祝子家，有時和曉東吃飯，但更多的時候是在思宇家住。我和L之間互相存有好感，這也成為當時大家的酒後談資。不久，祝子結婚了，我們一幫死黨當然要到場。新娘已經在路上了，祝子卻因為要去接一個朋友而耽誤了歸程。後來知道，他騎的自行車在半路上壞了，加之春天風大，道路難行，所以，新娘已經到了，他卻蹤跡杳杳。
娘家人不讓新娘下車，一切尷尬在那裏。
正在大家急得團團轉時，思宇突然看見了我，上前一把扯住，死命地從人群裏往外拉。
他說：“就你還長得帶勁兒點，你去把新娘子接下來。”
結果，祝子的媳婦是我接到屋裏“坐福”的。
那次婚禮曉冬沒來，在我的印象裏，我們之間突然有了一點生疏，不像以前那樣親密了。我曾經怨恨過曉冬，認為他清高自傲，不肯與大家為伍。二十幾年過去了，我突然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曉冬比我年紀大幾歲，人近而立，不能不考慮人生曆程和生命歸宿了。那以後，他一直是低調的，我們的來往幾近斷絕了。
這些年來，和祝子一直保持著聯絡，這裏邊除了友情，也有憐惜和悲憫的成分，總想幫他，又鞭長莫及，給他發過稿子，出過“小輯”，但是，一切如杯水車薪，終究沒幫上什麼大忙。
祝子好喝酒，喜歡說笑話。比如，他在九台火車站蹬三輪的時候，某日夜半拉了一個洗浴中心的小姐，道遠不說，歧路坎坷，等到了小姐家門口，祝子幾乎虛脫了。可是，那個小姐不想照價給錢，還說了一套理論：“我們容易嗎？又陪酒，又陪床，兩個奶子抻多長。”誰知，祝子隨口回道：“我們容易嗎？穿大街，走小巷，兩個卵子磨鋥亮。”結果，小姐給錢不說，還多給了兩塊。此事一經傳出，立刻引起片片哄笑。
祝子有祝子的智慧，隻是，處於這個紛繁的社會，他太渺小了。
大家都批評他，說他瞎咧咧，害人害己。起初，這種批評之聲中也有我的。現在，我不批評他了，因為我又想通了一個道理，對於祝子這樣的小人物，你再不讓他瞎咧咧幾句，他還有活路嗎？
讓我感動的是曉冬。
去年秋天的時候，曉冬要出版自己的書，我們有機會又見麵了，並在一起認真地喝了一點酒。就是這頓酒，讓我知道，同時也證實了一些事情——在過去的朋友中，曉冬幫助過許多人，但他幫助最多、幫助最大的就是祝子。祝子一直在他家開的買賣裏打工，活計不累，工資也不算少，有了這份收入，祝子至少可以避開風霜，讓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獲得金錢上和尊嚴上的一些保障。
為此，我要感謝曉冬，並為曾經的誤會真誠地向他道歉。
同時讓我感動的還有祝子，他的身上可能有這樣或者那樣的不足，但是，二十幾年了，他不肯放棄寫作，並有作品發表，僅此一點，也足以讓人佩服了。
了解一個朋友或一種事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讓我們都多給生活一點時間吧，時間會說明一切。正如我和曉冬喝酒的時候，他反問我的話。我問他有無L的消息，他看了我半天，反問了一句：“你現在生活得不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