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講一講司馬談對《史記》寫作的貢獻。要知道，《史記》這部著作，最初的題目是“太史公書”，這個題目，是司馬談定好的。司馬談不僅定好書名和綱要，還定下了全書的上限和下限，他認為書的上限應起自陶唐，即三皇五帝中的堯帝統治時期（傳說中的唐堯擔任氏族大酋長的時代），書的下限應止於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為什麼司馬談要從陶唐氏開始著筆呢？他這是效法孔子，孔子編《尚書》，就是從唐堯時代開篇的（《尚書》第一篇是《虞書·堯典》）。為什麼司馬談要以元狩元年為下限呢？因為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大事：漢武帝捕獲一個動物，據稱是白色的麒麟，可能是長頸鹿，明朝的永樂帝就將長頸鹿當成麒麟，這樣的事情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算不了什麼大事，但古代人認為麒麟是珍異靈物，它能出現在凡間，就象征天下已經太平。因此漢武帝大喜，為了此事還作了一首《白麟之歌》，並且將那年的年號改為元狩元年。太史公司馬談為撰寫“太史公書”花費了不少心血，他把這書結尾於獲麟之年，是從他的道家思想出發，圖個吉祥。
上下限立好之後，從定為下限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算起，到司馬談去世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這中間還有十二年，司馬談還有相當的時間寫作，他一定親自寫《史記》的若幹篇章，隻是因為抱著十分慎重的態度，沒有完成全書而已。該書經他兒子司馬遷加工、整理、修訂和擴充，才成了今天我們所見的這模樣。
“太史公書”這個司馬談定下的題目，原來一直是這本曆史書的書名，直到東漢桓帝（公元146年—167年在位）和靈帝（公元168年—189年在位）時代，書名經過一番演變，才成為《史記》這個書名。因此，唐朝的史學家司馬貞認為，《史記》一書，是一部合著，經漢朝的太史官司馬談、司馬遷兩人之手不斷增補才完成。
但《史記》這部名著，有五十二萬多字，至少有一百三十篇（後人增補不計），內容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等。可在這洋洋五十二萬言中，究竟其中哪些篇章是司馬談的原作，哪些是司馬遷後來增補的呢？
現代人經過對比研究，認為至少有三十七篇出自司馬談之手，其中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四篇，書四篇，世家八篇，列傳九篇。但這隻是推測而已，不一定完全正確。我們隻能這樣假設：這三十七篇或許是由司馬談寫出初稿的，後來經過司馬遷增補、修訂、潤色而成，並且司馬談已經動手寫初稿的篇章，也許不僅僅有這三十七篇。另有一些篇章也保留著司馬談的痕跡。例如，《文帝紀》這一篇，讀起來覺得有很濃的道學色彩，特別在篇末的讚語中說：“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如此推崇封禪的口吻，司馬遷寫不出來，很可能出自司馬談之手筆。再有《趙世家》這一篇，其中包括豐富的史料，司馬遷難以采集到，可能是司馬談根據馮唐父子的口述寫成的。還有《晉世家》《李斯列傳》兩篇，不避“談”字諱，司馬遷不會這樣寫，可能是據司馬談的原稿一字不改地照錄。
司馬談對史學的功績還在於，他病重之際，兒子司馬遷遠道回到洛陽，司馬談見到兒子，十分激動，而且氣憤，老淚縱橫，他拉著兒子的手，囑咐他一定完成寫作“太史公書”的任務。在《史記》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詳細記敘了父親臨終前將寫書的任務交托給他的情景。司馬談當時說道：
“我家的先代，本是周王室的太史官，不僅如此，早在上古唐堯和虞舜的時代，我家的遠祖就做過南正和北正，功名顯赫，夏禹（夏代的禹王）、商湯（商代的湯王）的時代，我族祖宗繼續擔任天官。可是這個擔任太史的祖傳事業，中途曾經衰微了好幾代。到我手中又繼承下來，現在我日夜擔憂的是，自己一死，這祖傳的偉業恐怕又要中斷了。如果你能擺脫各種欲望的纏繞，斷絕高攀仕途的雜念，願意接我的班，繼續擔任這冷清的太史令職位，就可以延續祖業，承擔家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