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漢武帝來到他母親的原籍槐裏縣（今陝西興平縣東南）的茂鄉視察，發現那兒風水甚佳，於是決定將自己的陵園就建造在該地。命令一下，修建工作立刻熱火朝天地進行，茂鄉也上升為一個縣，叫做茂陵縣（其地在今西安市西北八十裏，陝西興平縣東北）。一年之後，他為促進當地繁榮，下令凡是移居茂陵的人家，每戶給錢二十萬，田二頃。
當時在長安北麵西頭有一個門，名叫便門，便門是長安通茂陵的門戶，武帝吩咐在便門之外，造一座橋，該橋橫跨渭河之上，取名便門橋。當時的茂陵約在長安城西北八十裏的地方，便門橋修建在長安城西北四十裏的地點。長安市民要前往茂陵一遊，必須經過便門橋，而且美麗的便門橋是中間歇腳站。長安通茂陵的道路，修得整齊筆直，可供馬車通行，人們來往長安和茂陵之間，非常方便。茂陵漸漸成了一個優美的風景區。
但武帝仍嫌茂陵不夠繁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四月，一個善於揣摩皇上心思的說客主父偃來到武帝的寶座前，向武帝建議，要繁榮茂陵並不難，隻需將天下所有家產在三百萬以上的富豪，都搬到茂陵來居住就行了。
“好主意！”武帝心想，“這不但能使我的陵墓所在地日後成為繁華的都市，而且可以方便管製那些富人，使其不至於聚眾造反。真是一舉兩得。”他立刻采納實行，向全國下達徙陵令。
這種強製性遷徙對富人來說是致命的，是一種近乎絕滅的行動，後世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如元朝蒙古人入侵中國，強迫河北的富戶帶領村民遷往貝加爾湖畔的草原，這些世代務農的民眾不懂放牧，全部死在北方的草原上。近代的蘇聯時期，斯大林將數百萬富農強製遷往西伯利亞，絕大部分餓死。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強製將猶太人遷往東部的集中營，使得歐洲的六百萬猶太人死光。上世紀末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將城市市民都強製遷往農村，短短一年之內，使得柬埔寨人口銳減四分之一。
漢武帝這次遷徙富戶，是將他們從邊遠地區遷往政治經濟中心地區，其破壞性作用可能要少一些。但對富豪們造成的損害還是可以想見的。首先，富豪們在本鄉本土各有一套賺錢的辦法，經過好幾代的經營才發家致富，現在要他們舉家遷往帝王鼻子底下的茂陵，他們以往的生財之道都不頂用了，這樣等於斷了他們的財路；再者，新遷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他們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無法施展；第三，以往住在偏僻地區，天高皇帝遠，為賺錢犯點法也沒人管，遷到茂陵，從此要受朝廷的嚴密監視，失去自由，他們無異於虎落平川，魚遊淺底，別想再有作為。
所以這次輪到遷徙的富戶，一個個上路時都是愁眉苦臉，唉聲歎氣，沒有一家高興的。
各個地方政府編造遷徙名冊時，點到入冊的多半是當地的黑老大，政府好像送瘟神一樣借此機會將其遣送走，以除心腹之患。因此，那些為害地方的小霸王，即使沒有多少錢財，政府也將其列入富戶，送往茂陵管製，而有些真正殷實之家，因與當地政府和群眾相處甚好，政府就替其瞞報財產，說夠不上遷徙條件，留在原地不動。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政府按自己的所好或所憎來執行這個徙陵令。
今河南省濟源縣當時叫軹縣，那兒有一個著名的豪俠郭解，他武藝高強，無人能敵。少年時代，鄉裏人人怕他，他結交了一批同生共死的朋友，誰得罪了他的朋友，他立刻為朋友複仇，甚至不顧性命。因此他仗義的名聲傳遍了遠近。一些人想懲罰某惡徒或懲治某貪官，前來求郭解幫助，郭解多半慨然應允，於是某惡徒或某貪官立刻受到懲罰。他一再幹犯法的事，如私鑄錢幣、盜墓、收留逃犯等，官府因此多次緝捕他，但或者抓不到他，或者有人幫助他越獄和逃脫，或者剛把他抓住，正好遇上大赦，隻好又放了。他始終逍遙法外。
武帝的徙陵令使得為郭解大傷腦筋的軹縣官府有了一個除掉他的好機會，盡管郭解的財產達不到三百萬錢的富豪標準，官府還是將他列入豪強名單，限期他遷往茂陵。
官府強製大俠郭解遷往茂陵的消息成了大新聞，傳遍了各郡各縣的城鄉，人們紛紛議論，有的說：“這下子郭解逃不脫官家的管製了。強龍還是可以製服地頭蛇。”有的說：“郭解神通廣大，他決不會背井離鄉，走出自己的勢力範圍。”
年少的司馬遷聽到種種關於郭解的傳言，他迷惑不解，他想：“郭解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是好人，還是壞人？”有一次他聽見父親正和幾個家鄉父老在一起談論郭解，他就在一旁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