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一部由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打好基礎、司馬遷執筆完成的私家曆史著作，它代表司馬遷父子兩代的思想和曆史觀，這本書沒有經過官方的篡改。所以《史記》是一部由作者自由發揮的曆史著作。有自由，才有創造，《史記》創造了中國兩千年曆史書的寫法——紀傳體。《春秋》也是孔子的自由著作，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史記》中固然也有年表，但更主要的部分是帝王的本紀，以及貴族、將相和名人的傳記，代表作者的英雄史觀——曆史是由英雄們創造的。
孔子著述《尚書》從唐堯時代說起，也就是孔子認為中國曆史應該從唐堯開始。但司馬遷設定《史記》以黃帝為上限，即認為中國曆史應該從黃帝開始，這是他遊曆全中國采集民間傳說得出的結論。其理由是黃帝之前是一個四分五裂的部落戰亂之世，黃帝滅了炎帝、蚩尤，才開創一統，草創國家。司馬遷的觀點影響中國兩千年，至今中國的曆史書都從黃帝開始著筆，中華民族仍認為黃帝是全民族的祖先。
司馬遷設定《史記》的下限是漢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因為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征服大宛歸來，西域歸附，漢武帝的事業達到了光輝的頂點，此後就從頂峰上跌落下來。司馬遷以太初四年為下限，有“見盛觀衰”之意。
正因為《史記》是一部私家著作，作者打算將它“藏之名山，傳之後人”，所以它能充分表達司馬遷的史學觀。司馬遷認為《史記》是一部可以和周公的《易經》和孔子的《春秋》相媲美的著作，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周公寫作了《易經》，他死後五百年，有孔子繼承他的事業，寫作了《春秋》，孔子死後到司馬遷生活的時代，又已經有五百年了。必須有人繼承孔子的事業，再創作一部和《易經》《春秋》相媲美的傳世著作，這份責任，已落在了司馬遷的肩頭，司馬遷在《自序》中表明，他當仁不讓，一定繼承聖人的事業，寫一部《史記》，填補曆史的空白。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通過他與西漢著名學者壺遂的對話，以說明史學的作用。他認為史學應具有“刺譏”和“頌揚”兩方麵的作用。“刺譏”是對現實的一種幹預。“頌揚”是對開明政治的讚美。發揮這兩方麵的作用是他寫作《史記》的宗旨。
在“刺譏”方麵，司馬遷學習孔子寫《春秋》的筆法。孔子作《春秋》，通過對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時事的褒貶來表明看法，作為天下後世的是非標準，也就是為後王立法，為人倫立準則。《春秋》記載著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個亡國事例，考察其原因，都是由於失掉了禮義這個根本。所以《史記》也應當像《春秋》一樣，成為一部全社會各色人都離不開的政治道德教科書。
在“頌揚”方麵，司馬遷認為《春秋》揚善貶惡，推尊夏、商、周三代，所以《史記》也應當表揚那些“明主、賢君、忠臣和死義之士”。
《史記》一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包括從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四年的兩千多年的曆史，是一部“通史”。
《史記》描述的空間範圍：東起朝鮮半島，北自西伯利亞貝加爾湖，西至裏海、波斯和地中海濱的中亞細亞，西南到印度，南至中印半島的越南，也就是當時的漢朝人眼中的世界，作者的意圖是寫成世界史。
該書涉及的人物範圍：帝王、後妃、王侯、貴族公子、官僚、政客、學者、軍人、刺客、遊俠、循吏（好官）、酷吏（惡官）、商人以及演戲的、看病的、算命的等各階層、各行業的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