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內容上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哲學深深地打上了當代西方社會思潮的烙印。它受製於當代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過程，並處在發達工業國家的社會心理的氛圍中，必然要反映出當代西方社會的衝突、變革、矛盾和“病症”，當代人的痛苦、呼聲和向往，必然要和其它的理論學說結合起來，以求解決當代西方文明的出路問題。所以，要真正弄清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哲學，還必須把它置於一個廣闊的曆史文化背景之下，從而找出它的來龍去脈。正如列寧在批判民粹主義者時所指出的， “如 果我在批評‘人民之友，的觀點時，隻限於把他們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加以對照，那就會是離開了唯物主義的方法。還必須說明民粹主義思想，指明這種思想在我國現代社會經濟關係中的物質基礎。”
（5）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展過程中，有著明顯的三個形成階段（見緒論）。在每一個階段中，由於革命的失敗、法西斯主義的得逞和官僚控製的膨脹等現實問題的刺激，西方馬克思主義總要在當時流行的主要思潮中，找出為自己所用的理論上的觀點和方法。結果在文化批判理論的總體戰略之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部署：諸如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為了搞清這些結合的曆史誘因和理論前提，就須對影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幾種主要的理論思潮，作一些曆史的認幟和理論上的剖析，由此可以找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哲學的曆史前提和理論前提。
1．壟斷資本主義和“文化危機，思潮
如果說在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時代，盡管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已造成政治和經濟的危機，資產階級仍不承認“危機事實’’、不相信資本主義的根基動搖了，那麼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出現的本世紀，資產階級不得不承認“危機”的事實和資本主義引起的各種災難。實際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哲學是和現代西方的文化危機“思潮”遙相呼應的。而且，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是從資產階級的營壘中叛逆出來，在對資本主義種種邪惡的義憤中皈依馬克思主義的。他們大多出自資產階級的激進知識分子階層，對現代西方社會的各種異化現象極為痛恨，對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傳統信念極為失望，從而希望在馬克思主義裏找到個人的和人類的解脫途徑。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完成了從自由競爭到壟斷資本的曆史轉變，隨之資產階級文明的黃金世紀也宣告結束。近代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一直對它自己的價值和未來充滿信心，因為當時法律很鞏固而一切領域——政I治、道德、哲學、宗教一一中的原則也都很牢固，人們自然是安於幻想……。在‘‘自由、平等、博愛， 的理想支配下，啟蒙運動的理性原則使人們把資本主義視為當然的秩序和合乎人性的社會，他們相信自己的本性是穩定不移的，而且感到自己和這種本性是相適應的。盡管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通過掠奪戰爭，經濟剝 和階級衝突已經表現出來，人們還是把資本主義的這些否定方麵作為暫時的、偶然的和局部的現象，資產階級更是極力為之辯護和開脫。當時的人們也看到並承認資本主義的許多不合理的現象，但沒有把這些現象當作資本主義製度本身的危機的表現，隻有馬克思主義以其深刻的洞見，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曆史規律。它預見了從自由競爭向壘斷資本轉化的資本主義運動法則，以及近代理性主義的信念的破滅，它從一八四八年的歐溯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壯舉中，看到了將要取代資本主義的新型社會的出現；它一反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懷鄉病”和烏托邦，把改造私有製社會的革命方案置於堅實的曆史運動之上。在馬克思主義誕生和傳播的同時，也有一些資產階級的社會思想家開始對現存秩序表示了懷疑。尤其是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中，資產階級中的曆史樂觀主義逐漸在消聲匿跡。一八七二年，瑞士曆史學家丁？布爾克哈特就預感到，壟斷資本主義並非人類所期待的自由王國，“軍事國家應當成為強有力的工廠主。對於在大工業企業中集中起來的這些人不應該永遠滿足他們的需要和貪欲。他們的卑賤的勞動應當服從嚴格的節奏，並要用職銜和製服打扮起來，每天要在鼓聲冬冬伴奏下開始和結束，——這在邏輯上是應該來臨了。”
（6）尼采可能最早和最清楚地表達了對資本主義全麵危機的感覺s“我們道路上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和危險的，而且還在支撐著我們的那片冰塊已是那樣的薄脆，我們越來越感覺到融解冰雪的溫暖氣息一一一我們所i立的地方很快對任何人都將不能通行了！”
（7）人們看到的是自由經營原則的消失，傳統家庭結構的瓦解，壟斷製度、金融資本、官僚機構和帝國主義的壯大。人們惶恐不安、懷疑甚而絕望，於是出現了盛行西方的“世紀末病”。挪威著名畫家蒙克通過藝術的手段，真實地再現了當時西方人的心境和“呐喊”。他的畫中的陰沉色調和心理變態患者，都是當時“文化危機”患潮的縮影。而一九一四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是加重了人們對資本主義及其西方社會的．危機感。在血火交彙的炮聲中，人們“對現在所抱的信心和對曆史威力的信仰完全毀滅了。人們膽戰心驚地意識到：曆史不僅是過去的事，就連他們本身也是絕望無援地掙紮在曆史的洪流中，不知這個洪流要把他們帶到哪裏去。曆史作為這樣的一個階段已經過去了，那時．它曾可能是一條美麗的河流，人們饒有意趣地沿著它上溯鍁行，或是心情愉怏地從大地上向它眺望。”
（8）概言之，二十世紀的人失去了對自己的曆史的信任。這種對曆史發展的不信任、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失望情緒集中表現在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一書裏。這位著名的德國曆史哲學家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是一種類型的文明的危機，也是全人類的危機，因為帝國主義是不可克服的。對舊的人道主義和文化傳統的複活不能抱有幻想，“新的一代的人們寧要技術而不要抒情詩，寧要航海事業而不要繪畫，寧要政治而不要認識論，並且象我預期的那樣去做，那就不可能對他們抱更好的期望”。在斯賓格勒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再是民族感情、個人影響、或經濟傾向所引起的一團一時性的偶然事故，由曆史家的政治的或社會的因果律體係賦予統一和必然的外表，而是局勢的曆史變化的典型，這是在限定範圍內的一個巨大曆史有機體中在幾百年前就已注定了的轉折點上所發生的。巨大危機的標誌是它的無數熱切的發問和探詢”。
（9）因為每一種文化就象一種有機體一樣，都要經過一些同樣的生命發展階段：童年、青年、成年和老年。每一種文化的生命期隻有千年，隨之就在文明中“停滯下來，，，失去自己的創造能力並趨於滅亡。古希臘羅馬的，“阿波羅的，文化就是這樣滅亡的，西方的“浮士德的”文化；也正麵臨滅亡。斯賓格勒從曆史宿命論的立場出發，把二十世紀初的西方社會危機看作天運所致，從而在曆史的自然宿命中找到一些安慰，以擺脫對西方文化的絕望所造成的痛苦。
然而，一些受生命哲學和反實證主義思潮影響的社會學家認為，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首先是它的價值體係的危機。如果代之一種新的價值體係，危機是可以克服的。盡管他們由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深刻危機而大為失望，開始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的學說， 但他們仍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文化、意識形態、宗教現象和倫理觀念上，成為資產階級的“補天”派。他們的理論研究形成了一個“文化危機”的社會學派，其主要理論家有：德國的F．托尼斯、G，齊美爾和N．維貝爾，法國的E．杜爾克姆以及意大利的V．帕累托，他們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理論形成。例如，寫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聖經《即曆史和階級意識》）的盧卡奇，就做過G．齊美爾的學生，而且還接受了狄爾泰和M.維貝爾的一些觀點。這些代表人物對西方“文化危機”的分析批判，都有各自不同的側麵。F．托尼斯著重分析村社聯係的破壞，劃分了兩種類型的社會聯係，即公社的聯係和社會的聯係。前者是以傳統為基礎的農業社會，有共同的信仰、價值觀和文化，宗教是中心，公眾彼此間有麵對麵的密切聯係；後者是城市化的工業社會，宗教不再是中心，世界變得複雜而生疏，人與人的關係是通過書麵契約采確定的背靠背的關係，誰也弄不清是誰在操縱自己的命運，一切都被法定化了，非人格化了和官僚主義化了。E．杜爾克姆和V。帕累托剖析了社會反常狀態，以及社會行為的非理性基礎。E．杜爾克姆把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發展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稱之為社會發展速度過快而造成的分工“不正常”形態。壟斷資本主義具有下列弊病：社會混亂、社會的不平等和不適當的分工組織。社會混亂是個人的行為缺乏明確的道德約束而引起的社會狀態，其間接原因是各種調節社會關係的規範不夠完善；由財產繼承引起的“外在的不平等”威脅著社會的有機團結，導致勞務交換的不合理；因分工組織的不協調，造成工人缺乏職業的積極性，執行著狹隘職業職能的人被降低到機器的水平，從而使人的個性受到壓抑。他還指出，自殺是“表達我們的集體弊病的形式之一，這些形式能幫助我們去理解這種弊病的實質。”
（10）對自殺現象的分析有助予我們對社會危機的闡明，因為自殺是破壞社會聯係的明顯例證。 V．帕累托的意識形態理論是對近代資產階級的傳統觀念失望的產物。在他看來，社會一切行為和個人的行為動因都是非理性的，或者說都是非邏輯的。意識形態是用語言表達的遮羞布，是狡猾的蠱惑性宣傳。建立意識形態的目的就是掩蓋行為的真正動因，這些動因來源於人的非邏輯的非理性成份。維貝爾*則用合理性來說明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他認為，領導經濟的方法在合理化，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的管理在合理化，人們的思維方式也象他們的感覺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樣在合理化。可計算性的科學滲透到生產、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就是現代社會普遍合理化的例證。與當時的其他社會思想家一樣，維貝爾麵臨一個核心問題，即現代資本主義在過去和將來是怎樣實現十七、八世紀的理性主義理想的，現代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的途徑何在，個人在這個社會中的命運如何。他所著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方麵在於論述宗教與經濟的相互關係問題，表明宗教的信仰和倫理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另一方麵在於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不足，因為他不伺意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的經濟關係決定著社會意識的形態這一觀點。另外，維貝爾的官繚政治論是對現代資本主義中的異化現象的集中論述。從理論影響上講，齊美爾對“文化危機”的分析在西方馬克思主義 的創始人那裏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專門分析“資本主義精神”的第一部代表作，《貨幣哲學》全書從頭至尾都貫穿了對資本主義的“控訴意見 。在這部文化社會學的著作中，齊美爾描述了資本主義條件下文明規範的衰退過程和與此相聯係的生活方式的相對化，尤其是對異化概念作了文化學的解釋（這影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許多理論家）。齊美爾在這種解釋中，許多地方借用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製度及其思想方式的批判。他也承認馬克思對他的深刻影響。所以，他提出他的社會哲學的任務之一就是，“為曆史唯物主義建立這樣一種基礎，以便通過把經濟生活列入精神文化的基礎的辦法來保持經濟生活的解釋意義，但是同時要把各種經濟形態本身視為各種更深刻的見解和學派，以及心理學乃至形麗上學的前提的結果。”
（11）在齊）美爾看來，貨幣和智力一樣，是與自由的擴大、社會成員的日益個體化同時出現的。社會的曆史就是社會生活日益增長的智力化和貨幣經濟原則日益滲透的曆史。智力以無情的客觀性建造機械論的世界圖象，擯棄各個時代所固有的主觀論和直接的理解，代之以邏輯方法的冷漠性。麗貨幣作為“物的價值關係的純粹反映，它是任何一方都同樣可以享用的，所有的人在貨幣關係上都是等價的，但這並不是因為每個人都具有價值，而是因為任何人都不具有價值，隻有貨幣具有價值。”
（12）普遍的異化彌漫在社會的各個領域，貸幣使生產出來的產品失去它的合理性，把它變成一種手段，即工人對自己勞動產品的異化；貨幣把個體與屬於它的物分離開來；使之不再成為他的自我的一部分，這是占有者對占有的異化；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失去了一種主觀的個性成份，服從成了工藝的必要部分，這是個體在生產過程中彼此的異化。而且，普遍的異化伴隨著個體自由的發展。“如果說自由一概不依賴於他人的意誌，那麼它首先要求不依賴予某一個他人的意誌。這種不依賴性並不是指的德國或美國森林中的獨居修道士，而是從實證詞義上說的現代大城市中的人，雖然他也需要無數的生產者、供應者和幫助者，但是他同他們的聯係僅僅是通過物的方式，即以貨幣為中介的方式進行的。”
（13）齊美爾把貨幣的統治地位視為文化發展的結果和表現，從貨幣的統治地位中得出了當時資本主義各種文化危機現象的總和。這種對異化現象的分析和對文化意識的強調，就直接表現在盧卡奇的集早期思想大成的《曆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正是由以上的“ 文化危機”理論家那裏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同齊美爾等文化社會學家一樣，盧卡奇等人從思想上深感資本主義的文化危機，並對資本主義持 批判態度，也希望從文化觀念方麵來消除“不正常的”狀態，從而走向人的主觀性和能動性。但與這些資產階級理論家不同的是，他們不是去補救資本主義而是要整個地推翻資本主義，他們對人類的未來持樂觀主義態度，相信通過革命的實踐（盡管用文化鬥爭代替了階級鬥爭）可以建立一個新型的人類社會，他們立足在馬克思主義的關於社會主義將要代替資本主義的曆史哲學之上，從而克服了齊美爾等人的悲觀主義。在資本主義的深刻危機麵前，資產階級的社會思想家隻有一些止痛而不能根除“病症”的藥方，而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他們卻 “到”了醫治整個資本主義的處方一一馬克思主義。
2．物理學革命和生命哲學思潮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出現的、以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為標誌的物理學革命，也是當時的“文化危機，，思潮的組成部分和催化劑。生命哲學思潮則是為了擺脫嚴重的社會危機和人文科學危機而尋找的哲學上的開脫。在認識論上，西方馬克思f主義的文化哲學所具有的主觀主義和直覺主義，就直接來源於影響了整個現代西方認識論的生命哲學思潮。而為生命哲學推波助滴的則是本世紀初的物理學危機。反過來，生命哲學的反實證主義傾向又為物理學的危機提供了哲學的根據。
在二十世紀的物理學誕生以前，牛頓的物理學是絕對正確的世界圖景，一切物體在其中都被歸結為原子的排列和運動。自然科學家往往以拉普拉斯的機械決定論出發，堅信如果知道了物質微粒在一定時機中確切的排列和運動，就能夠根據力學定律推算出世界的過去和今後的進化。客觀知識的標準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即認識過程是自然界在未被觀察行為弄得模糊不清的情況下，在認識者大腦中的“反映”。也就是說，在牛頓的以天體力學為模型構造起來的圖式裏，認識主體和被認識客體是完全分離的。按照麥克斯韋的理論，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兩極性是當然之事。所以，量子物理學家玻恩認為舊式的自然哲學家都帶有一種安寧閑逸的觀念，“窺伺著草地上的蝴蝶，就想洞察自然的秘密”。但在量子物理學中，認識條件作為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背景，在客體對觀察者的現實性上以及客體的表象和理論認識上留下了痕跡。量子現象的觀測者就好比足球賽中的觀眾，他們的喝采聲或噓聲都會影響球員的速度和專注力，從而影響到比賽的結果。換言之，在對微觀現象的認識中，主體和客體的界限消失了——消失在原子現象和觀察的代理人（認識手段）之間。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宣告了經典力學的機械論的破產。因為在原子世界中，物質微粒的運動和事件是不能預先斷定的，光子和電子等在波的引導下是按照隨機方式而不是嚴格決定論的形式實現的。微粒的運動和變化，由概率統計規律直接反映出來。量子力學的互補原理表明微觀客體的二象性，傳統的“實體”概念受到了衝擊。在物理學危機的同時，非歐幾裏德幾何學和集合論引起了數學的危機，數學公理決不象十九世紀所設想的那樣是不證自叨的。於是，“世界上的各種觀念、曆代學者所擬訂的各種嚴整理論體係，都一舉而被粉碎無餘……我們的知識突然越出了我們的認識範圍。具體衝破了抽象的框架。想借助牛頓的——或理性的——機械學來解釋世界的企圖，結果是完全破產了。必須用新理論來代替舊理論。必須重新審查以前應用的一切科學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