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哲學別具特色的地方，在於它試圖用弗洛伊德的性格心理學來補充它的意識形態理論，以便"完善"馬克思主義的人類解放學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探討了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對社會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闡明了意識形態鬥爭對於變革現實的革命鬥爭的重要意義，但沒有進一步說明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通過什麼過程或機製去製約社會秩序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由什麼樣的媒介去防止無產階級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和使命的。盡管他們隱約提到社會心理對工人革命運動的抑製作用，但沒有就其具體的機製作出分析。在盧卡奇那裏，"心理的階級意識”和"輸入的階級意識”的劃分隻是理論觀念上的，尚未落實到具體的作用關係之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哲學把理論的重心轉到心理活動的機製之上，並且試圖把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結合起來，都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或對純思辨的厭惡，而是由本世紀三十年代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引起的。一九二九年秋，西方資本主義體係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大危機，並由此導致了一係列的政治危機和精神危機。在深重的災難現實麵前，西方國家普遍感到自身已處在懸崖絕壁的邊緣。許多激進主義者推測，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將由社會主義所代替有可能實現。尤其在受經濟危機打擊最厲害的德國，人們普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和議會民主持懷疑、甚而絕望的態度。一時各種左傾勢力和社會主義運動興起，以至一些德國共產黨的理論家認為，從革命的主客觀條件的成熟程度而言，這場資本主義的世界性危機必將產生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然而，事與願違，這場危機最終沒有促成社會主義運動的勝利，反而是極權主義的納粹政權當政，並由此釀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曆史本身提出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必須解釋法西斯主義得以興風作浪的原因，必須回答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這一曆史問題，以便防止這種危害深遠的極權主義東山再起。"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認為，法西斯主義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必然產物，它的上台是掌握輿論工具的希特勒政權欺騙大眾的結果，也是工人階級政黨背叛革命原則的結果。但是，賴希、弗羅姆和霍克海默爾等人否認這種分析得出的結論。他們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在於不能令人信服地闡明法西斯主義的形成和作用，在於經濟和分析方法的片麵性。因為法西斯主義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也不是希特勒及其幫凶追求權力意誌的派生物，而是一種普遍的心理傾向或性格結構在政治組織上的表現。盡管馬克思主義在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批判方麵仍是不可取代的，但它還缺乏對人的心理機製和個性結構的分析，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相互作用的媒介的認識。而隻有把對心理過程的認識和對社會過程的認識綜合起來，才能建立一種完整的人性及其解放的學說。他們認為，關於人的心理活動機製的探討，就是馬克思主義必須補上的一課。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哲學中，這一補課是圍繞法西斯主義的心理基礎問題而展開的。1．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聯姻
麵對法西斯主義的獸行以及發達工業社會中人性壓抑的有增無減，麵對資產階級的民主危機以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膨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提出，把弗洛伊德的本能心理學和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學說結合起來，乃是解決人與文明社會之間衝突的唯一可能的抉擇。在溶合這兩種理論的嚐試中，賴希、弗羅姆以及法蘭克福學派所持的基本立場是：借用馬克思的異化概念去解釋弗洛伊德的性壓抑學說，使之革命化和社會學化，借用弗洛伊德的性壓抑學說來解釋馬克思的異化概念，使之生物學化和“完善化”。賴希和弗羅姆等人作為弗洛伊德主義的信奉者和著名的精神分析學者，無疑都以精神分析學的基本理論為自己的出發點。他們相信，精神分析學能夠豐富曆史唯物主義的總體概念。因為它提供的無意識心理學，可以闡明經濟因素怎樣通過內在的心理傾向而變成一定的思想和行動，可以揭示社會活動中的意識力量，以及社會對個人的左右和觀念在心理中的形成；因為它把意識形態看作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某種“勞動過程’’，可以弄清意識形態形成過程的特征及其機製，可以找到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在觀念意識中的相互作用方式；最後，它還能具體而深刻地表明意識形態既是穩定社會秩序的力量，也是導致或加劇社會結構解體的力量。但他們同時也指責精神分析學的不足之處，集中起來就是過分強調性本能的決定作用，而忽視社會環境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弗洛伊德把人看作生物學意義上的人，並受其原始情欲的支配。他們堅持本能和個性結構不是靜止不變的，因為還存在社會曆史的外部製約性。對人性及其曆史的考察，既要看到生物的因素，又要看到社會的因素。弗洛伊德把個人作為一個封閉的和自我滿足的實體，看不到人是一個社會存在物。而他們認為，必須把個人及其心理過程放到社會的複雜係統中加以考察。
“死亡本能”假設的錯誤在於它的非曆史性和悲觀主義傾向，因為個人與社會的衝突不是永恒的，社會的壓抑性也不是理論上的必然，而隻是曆史上的暫時現象。作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心理學家，他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客體社會學”觀點，即推翻資本主義國家及其財產關係的必然性。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仍是“我們時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學”，仍是認識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危機的不可取代的理論。然而，西方反革命勢力的強化和法西斯主義的作惡，充分說明了資本主義的統治不是簡單地建立在有形的壓迫，或者意識形態的神秘化之上的，而是依賴於資本主義法則在個性結構中的內化和固置。這正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所忽略的重要事實。賴希認為，從弗洛伊德的性壓抑學說的觀點來看，曆史唯物主義有關意識觀念的原理有兩點缺陷。一是不能闡明經濟發展過程是由什麼途徑轉化為意識的，盡管它正確地看到意識乃是經濟過程的產物；二是沒有對意識是怎樣反作用於各種社會經濟過程做出論述，雖然它並沒有把意識僅僅作為派生現象。簡言之，在曆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之間尚有一些“空白”之處，留待補充。賴希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結論就是：弗洛伊德主義所不足的地方，正是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而馬克思主義所忽略的內容，正是弗洛伊德主義所充分闡述的。按照人類通過勞動在自然中自我生成的觀點，馬克思主義能夠闡明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但它的生產活動模式難以把握上層建築領域中的關係和結構，以及自我心理形成的過程。對馬克思主義沒有探究過的結構，弗洛伊德主義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並提出一個理論框架用以說明各種社會組織機構的起源、以及意識形態的作用和功能。它使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作為各種生產關係和經濟結構基礎的東西正是情感關係的基本結構。社會既是一個功能性總體，它具有一定的勞動分工形式和交換方式，社會也是一個情感的總體，它受到人的各種欲望、情緒、幻想和恐懼的推動。正如弗羅姆所強調的，“社會過程的基本實體就是個人，就是個人的欲望、恐懼、激情、理性和善惡傾向。要認識社會發展的動力，就必須搞清個人身上的心理發展的動力，就如我們要認識一個人，必須聯係塑造了他的文化關係來認識。”
（102）這段話代表了“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態度。他們認為，從人性觀的角度講，馬克思主義把人基本上看作會製造生產工具的動物，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就因為他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勞動活動鍛造了他。所以馬克思主義沒有看到，由裏比多和心理內驅力組成的各種欲望衝動乃是社會活動的基礎，弗洛伊德主義認為，人之所以不同於動物就是因他不斷地壓抑自己的本能衝動，並用各種社會化的手段來達到性能量的渲泄。因此它隻把社會和文化當作滿足本能衝動的升華了的手段，並且把理論分析的重點放在家庭作用之上，而不是社會生產製度之上。在弗洛伊德那裏，正是由於家庭，人類才使自身擺脫了動物的生存條件，超出了動物自然的限製，並把由本能支配的行為改造成為人際行為。這些都說明了，弗洛伊德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應該相互補充和相互完善。那麼，它們這兩種不同的理論能夠被綜合起來嗎？
賴希和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弗洛伊德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相互補充，在於它們的理論內容中都隱含了共同的幾個前提。首先，這兩種理論都堅持唯物主義和反對唯靈論。弗洛伊德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考察人的整個心理活動，強調生物性的優先地位和本能的製約作用。賴希指出，不能在機械論的意義上去把握精神分析學的唯物主義性質。弗洛伊德用來說明心理過程及其結構的裏比多和性壓抑等概念，雖然談的是生物性的東西，但同時也是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從經濟生產活動的方麵來說明人的一切活動，明確提出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主義原理。它所談的以生產力發展為基礎的曆史進步觀和剩餘價值學說更具唯物主義性質。在共同的唯物主義原則之下，它們都是一種決定論。馬克思主義看到了人的外部製約性，即人的主體性從根本上受到物質條件的限製；弗洛伊德注意到人的內部製約性，即人的行為永遠擺脫不了自身的本能束縛。其次，它們都是一種辯證法學說。按法國社會學家戈德曼的說法，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理論共有的辯證法原則，使之具有“血緣關係’’。因為它們是“結構發生類型的兩個學派”，都“企圖用這樣的方法來理解和解釋各種人文事實，即把它們包括到與集體生活和個人生活相應的結構的完整性中去。”
（103）賴希極力證明，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論核心都是鬥爭或衝突概念，他們都力圖用衝突來回答曆史發展之迷。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是曆史發展的動力，而弗洛伊德強調曆史就是壓抑與反壓抑的不斷鬥爭，兒童的性本能發展就遵循著本能和外部現實衝突的辯證法。作為一種衝突心理學，精神分析理論中的本我一自我一超我人格層次結構或者無意識一前意識一意識心理係統，都具有辯證的關係和運動。它的“深蘊心理學”把人的心理世界看作一個不息的鬥爭場所，一個各種欲望衝動矛盾轉化的過程。作為一種衝突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把人類文明史看作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相互作用的矛盾發展過程，並用階級鬥爭來闡述階級社會出現以來的各種變遷。馬爾庫塞提出，馬克思的需要一勞動一滿足的辯證法就表現在社會不斷征服自然界的過程中，而弗洛伊德的需要一活動一欲望的辯證法表現為，把人的自然本能需要改造成為人的欲望，這一欲望把個人與社會聯係起來。最後，它們都是一種人道主義的烏托邦，它們從各自的角度為人類擺脫束縛和壓抑指明了方向。《共產黨宣言》和《文明及其不滿》代表了它們的革命精神和希望所在。弗洛伊德極力捍衛人的自然需要及其權利，譴責文明壓抑是各種社會病症的根由，指出現代社會中神經疾病的激增，乃是傳統性道德的不合理所造成的。馬克思則從社會經濟發展的方麵，批判了資本主義製度的不合理及其內在矛盾，呼籲人的自由王國的實現。在他們看來，消滅現實苦難的一切希望在於實際的努力（或者革命或者治療）。正是通過這些現在的各種努力，我們才能看到人類解放的閃光。從其烏托邦主義出發，他們都批判了現實的異化現象，馬克思是對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抨擊，弗洛伊德是對資產階級傳統價值觀的否定。以上三個共同的前提說明，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在其認識論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從一種哲學的觀點講，這兩種理論隻是一種新型理論的兩個方麵。這種新型理論就是他們所稱的“批判理論”。顯然，賴希和法蘭克福學派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是把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當作一種文化批判理論。這種理論的真正社會功能，就是毫不留情的批判現存的東西。
為了避免別人指責他們是在用精神分析學歪曲或取代馬克思主義，賴希和弗羅姆等人強調精神分析學隻是作為曆史唯物主義的一種方法或手段，而被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體係中。因為借助性格心理和性壓抑的分析，曆史唯物主義才能更全麵地認識社會發展中的能動因素，認識社會經濟過程與個人範圍內的觀念之間的相互作用，並且看到意識形態不僅有反映經濟現實的功能，而且還有使社會結構內在於人的心理結構中的作用。他們把黑格爾化和存在主義化的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理論結合起來，得出了什麼觀點呢？是不是超出了這兩種理論並且得出一種更完善的學說呢？弗羅姆把這種綜合理論的觀點歸納為，“經濟的力量是有作用的，但必須把它們理解為客觀的條件而不是心理的動機；心理的力量是起作用的，但必須把它們看作是曆史所決定的；觀念是發生影響的，但必須看到它們源於一個社會集團成員的整個性格結構中。然而，除了經濟、心理和意識形態力量的這種相互依賴性以外，它們各自又有一定的獨立性。”
（104）顯然，他們的嚐試是不成功的。盡管他們看到了壓抑的意識形態和心理結構之間的相互滲透，但社會基礎和心理基礎之間的關係仍是不清楚的，心理和社會在他們那裏仍然沒有聯係起來。從下麵對賴希性格結構分析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法西斯主義心理學的論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2．賴希的性格結構分析
賴希和弗羅姆等認為，使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能夠合二而一的最好媒介就是“性格結構”這一概念。性格結構的分析既注意到人的生物因素和心理因素，又顧及到外部的經濟作用和曆史作用，還能說明意識形態的相對自主性。賴希通過對法西斯主義的心理基礎的探討，得出性格結構是讓意識形態著床的心理層的結論。在他看來，正是由於性格結構的作崇，意識形態得以侵入個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維模式中。而且，性格結構的形成和變化遵循著一定的心理學規則，並不完全符合曆史發展的規律。在一定的社會製度下，經濟狀況的變化並不必然導致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變化。所以，觀念意識（尤其是群眾的觀念）往往落後於社會關係的發展，從而形成自己的一定的自主性。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文化，尤其是法西斯主義的社會曆史條件的分析，是不能簡單地用經濟的變化和政治權力的壟斷去完成說明的。例如，用政治經濟這一個方麵的原因去解釋法西斯主義，就顯然是要失敗的。因為“‘法西斯主義’隻是人的普遍性格結構被組織化的政治表現，這一性格結構既不屬於哪個民族或國家，也不屬於哪個政黨，而是普遍的和全球性的。，
（l05）因為法西斯主義隻是“機械主義和權威主義的文明”深層心理傾向的外在表現。而運用“性格結構”的分析，就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和揭示法西斯主義的實質。於是，性格結構分析就成了賴希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