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寄遙洪海安
一、位置
大慈恩寺，在西安市東南郊，距城八裏許，寺內有塔名大雁塔。西距興善寺約三裏，西北距小雁塔薦福寺約五裏，東北距青龍寺約五裏，東南距慈恩宗塔院興教寺約三十裏。南望終南有如畫屏，環顧四周，最近所建紅樓綠閣櫛比林立，勝地名區，可稱稀有。
寺在唐時位於外城內，即當時京城的東南隅晉昌坊，南臨曲江，鄰於隋時的“芙蓉園”。唐時京城分外城、皇城、宮城三重。宮城、皇城居外廓城中央的北部，皇城南垣距外廓城約十裏。《長安誌》載：今省城南西兩城垣即唐時皇城舊址，故知寺在當時京城內。
二、沿革
寺創建於隋開皇九年（589），初名無漏寺，唐武德元年（618）已經殘廢，至貞觀二十二年（648）高宗在東宮作太子時，因生母文德皇後早逝，為補報慈母大恩，再建此寺，故名大慈恩寺。當時寺在晉昌坊（亦稱進昌），當大明宮正南方，高宗每日朝夕向含元殿遙望慈恩禮拜。
當貞觀十九年（645）玄奘法師由印度歸，先在宏福寺（舊址在西安西關內大路北苗圃東，現隻留有土堆）翻譯經典，其後高宗在慈恩寺設翻經院，這是國立的譯經道場。當時寺內重樓複閣，凡十餘院。所有殿宇僧房總計1897間，床禱器物備皆盈滿。並有敕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共襄寺務，恭送玄奘法師移就翻譯，仍當寺任，故玄裝當時奉令任慈恩上座。當奘師升座的時候，由宏福寺恭送到慈恩寺，儀式隆重空前稀有，詳見傳記。自高宗永徽五年（654）有旨度窺基為僧，基師是奘師的高足弟子，同住慈恩，師資唱和，因此，法相惟識、因明諸經論，在慈恩次第譯出，宣暢海內，在中國佛教界起了極大作用。原來玄奘回國後，國家為設譯經場共有三處，初在宏福寺，為時較短，次在慈恩，為時最久，又次即玉華宮，後因在宮譯經，高宗改為玉華寺（在渭北宜君縣西南）。但當時在玉華譯經，亦時返慈恩，最後在玉華把大般若經六百卷譯完，對於寶譯隻譯十數紙，不久便在玉華圓寂。奘師於貞觀三年往印度遊學，貞觀十九年（645）回國，畢生獻身譯界，高宗麟德元年（664）圓寂，共譯經1335卷，計七十四部，自著五種，現存《大唐西域記》及《八譯規矩頌》兩種。他在世界旅行家中，在中國翻譯界，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都是極其偉大的人物。
當永徽三年（652）奘師欲安置由印帶回經像舍利，因就寺西院造塔，初欲用石造，以期永固，後因工巨，恐難成就，改用磚造。塔基四麵各一百四十尺，塔高一百八十尺，初惟五層，各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萬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塔是土心磚表，初無盤梯。至武後長安元年（701）五層塔摧倒，天後和王公施資改造為十層，內部改作空心，可便登臨。又經兵火以後，改建為七層，唐岑參與杜甫、高適諸人於天寶十一年（752）登慈恩寺塔詩內有“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奘師塔銘也說雁塔是七層，這說明千餘年前早已改為七層了，塔下層南門東西龕內，有兩石碑，東邊是永徽四年（653）十月唐太宗禦撰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西邊是永徽四十二年唐高宗禦撰的“三藏聖教序記碑”，兩碑皆是中書令褚遂良所書。相傳兩碑皆為玄奘所手植，今猶完整。西邊碑因欲與東邊碑相對，故采取文字自左向右讀的體裁，這也是古碑中的特例。碑麵四周的雕刻也是唐代的優秀作品。奘師初建塔時本稱經塔，其所以叫做“雁塔”，據《天竺記》說：“達親國有迦葉佛伽蘭穿石山作塔五層，最下一層作雁形謂之雁塔”。奘師遊印曾見此塔，當取此義。後來因對小雁塔，故名大雁塔。
舊傳唐代有進士“雁塔題名”盛舉，其碑今皆無存。現在大雄殿迤南題名碑將近百座，都是明清兩朝，新舉人仿進士題名故事，刊名立石，也叫雁塔題名。相傳，唐時在雁塔題名的同時，有曲江設宴，所謂“曲江流飲”，也是關中八景之一。今曲江早涸，寺前即曲江故址。有一小石橋，初名“遇仙橋”，後改稱“慈航橋”。大雁塔春節廟會今猶按年舉行。
唐末五代戰事頻仍，殿宇多受摧殘，至宋神宗熙寧中（1068—1077），富民康姓遺火，經宵不滅，損失最巨。宋明以來，京都均不在長安，所有唐代勝跡，亦就湮沒。明天順間（1457—1464），清康熙、道光、同治、光緒間（1662—1908）先後曾重修，大都補繕舊塔破殿，保存古跡而已，所有唐代寺前流暢泛舟的曲江，早成陸地農田，雁塔周圍的樓閣，早成瓦礫荊棘。當1931年朱子橋募款重修殿寮和雁塔並添建觀堂一座，其時請太虛大師於開光時在寺講彌勒上生經，並由太虛大師領導，在寺創設“慈恩宗學院”，由朱子橋、楊虎城兩將軍合力資助，學院以後移於興教寺。寶生和尚經修殿宇，曾立有碑。今回憶唐時盛況，不勝感慨。
三、慈恩寺的佛教活動
慈恩寺作為皇家寺院，與唐代佛教關係密切。玄奘在貞觀元年（627年），前往印度取經，貞觀十九年（645）年帶著657部梵文經典返回長安，受到太宗和高宗禮遇，被任命為慈恩寺上座，並主持寺務。史載玄奘升座時的迎送儀式由官方負責，儀式空前隆重。太宗敕令太常江夏王李道宗率領宮廷的九部樂，萬年令宋行質、長安令裴方彥各率本縣音樂，加上各寺的幡帳之類，力求壯觀。……太子衛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率領東官兵充當雜役，太宗敕令禦史大夫李乾□任大使，與武侯大將軍共同維持秩序，太宗率皇太子和後宮嬪妃等在安福門城樓上手執香爐迎送。當經本、佛像送到慈恩寺門，趙國公長孫無忌、英國公李勳和中書令褚遂良手執香爐引入寺內，安置正殿，並在殿庭內演奏九部樂、破陣舞和百戲，場麵極為壯觀。
為了表達對玄奘的尊重和對佛教的支持，唐太宗和高宗不僅多次駕幸慈恩寺，而且還分別撰寫了《大唐三藏聖教序》和《述聖記》。高宗還為其撰寫禦製碑文，在慈恩寺為皇太子李弘“設五千僧齋，人施布帛三段，敕遣朝臣行香”。之後，佛光王出生、滿月、周歲等眾多慶賀活動也都與慈恩寺有關。唐高宗以後，還有不少皇帝去過慈恩寺或在此舉辦過活動。例如，中宗景龍時“秋登慈恩寺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太和年間，唐文宗駕幸芙蓉園，路過慈恩寺。穆宗繼位後，對慈恩寺進行大規模的裝飾，並讓吐蕃使者來觀看。懿宗誕日時，在慈恩寺舉行盛大的宴會。此外，唐朝政府還在政策上對慈恩寺大力扶持，慈恩寺“除口分地外，別有敕賜田莊。所有供給，並是國家供養”。即使是在唐武宗會昌滅佛期間，慈恩寺也未受到衝擊。因此，該寺一直保持著顯赫的地位。
在玄奘等人的努力下，慈恩寺成為唐代規模較大，設備齊全，組織完善的譯場。玄奘自永徽元年（650年）到慈恩寺後，便“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高宗為太子時，曾派人幫助法師譯經。“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於誌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範義頹、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慈恩翻譯堂中壁上，畫著“古來傳譯緇素”的畫像，曾在玄奘譯場任“綴文”、“征義”的簡州福聚寺的靖邁，將每位翻譯家的事跡“撰成《圖記》，題於壁上”。二十年間玄奘等人共譯出佛經75部，1335卷，其中41部是在慈恩寺翻譯的。由於玄奘通曉梵文，又精通中文，翻譯忠於原意，文筆流暢典雅。就其翻譯的經文本身來講，具有了中國文化特色，其中大部分佛經後來在印度失傳，中文譯本成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學、科學的重要文獻。除譯經外，玄奘還與他的弟子撰寫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記》，該書記述了他親自經曆的110個國家和傳聞的28個都城、國家的情況，是研究中古時期中亞、印度半島等國曆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寶貴資料。
慈恩寺還是唯識宗的發源地。玄奘除從事譯著工作之外，還講經收徒，傳播佛學，與弟子窺基等人共同創立了唯識宗（又名“法相宗”或“慈恩宗”）。其重要理論有“三性說”、“五重觀法”和“因明學說”。玄奘把傳統的“唯識無境”明確表達為“無境有識”，更突出把“識”作為世界本體的意義。他還提出一些有異於當時的主張，給宗教實踐帶來新特點，視“理”為事的觀點，對宋代理學家有明顯的影響。而且，經玄奘和窺基的闡揚，中國也湧現出一大批研究因明（印度的形式邏輯學）的學者和注疏。
唯識宗創立後，不僅吸引中國僧俗，還吸引了許多外國僧人的關注。新羅僧神防、圓測等人先後入唐，從玄奘一係受學唯識教義。神防在貞觀十九年（645年）奉詔人弘福寺參與玄奘譯場，任征義，此後長期隨其譯經受學，是玄奘重要的弟子。圓測受學後在西明寺傳授唯識教義，他的唯識學形成玄奘門下又一係統。日本僧人道昭等人受學歸國後，使唯識宗在日本得到弘揚。據1995年日本宗教年鑒記載，日本唯識宗有4個宗派，10多萬信徒。
四、慈恩寺的文學活動
慈恩寺不僅是佛教重地，也是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俱佳的名勝之地。由於慈恩寺春有杏花、牡丹花，夏有碧荷紅蓮，秋有柿葉、金菊，冬有修竹，寺附近還有美麗的曲江、芙蓉苑風景區，因此許多文人墨客遊曆於慈恩寺，吟詩作賦，交流情感，甚至寄住寺院，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文學作品。詩人韋應物在《慈恩精舍南池作》中描寫道：“重門布綠蔭，菡萏滿廣池。石發散清淺，林光動漣漪。”白居易有“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裴回倚寺門。惆悵春歸留不得，紫藤花下漸黃昏。”劉得仁也有“何處消長日，慈恩精舍頻。僧高容野客，樹密絕囂塵。閑上淩虛塔，相逢避暑人。卻愁歸去路，馬跡並車輪”等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