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從
中國佛教華嚴祖庭至相寺，位於古都長安（今西安市）以南，終南山天子峪（原名梗梓峪）北坡上，五台拱其東，灃峪環其西，圭峰屏其後，北臨渭水，俯瞰長安，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林木蔥鬱，風水絕佳，祖庭居此，鼇頭獨占。誠如吳立民先生所題：“終南正脈，結在其中”。難怪唐王李世民讚曰：“此地乃三秦首府。”
至相寺曆史悠久，大德祖師，佛教先驅，層出不窮。據《續高僧·普安傳》載，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滅佛時，京城長安名僧釋普安棲隱於終南山梗梓穀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潔操泉石，連縱魚禽”繼又“引影淵法師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法難將起時，京邑名僧靜藹曾赴京進奏，竭力抗諫終不聽納，理由是“天地既閉、像教斯蒙，國令嚴禁，不許逃難”，靜藹知法難終不可免，遂率三十難僧避逃終南，“投骸未委”，於是普安引眾僧至西坡，安置於“幽密處所”草露風餐。普安自己則身居顯露處，不懼嚴誅，每日乞索，供給逃僧衣食。眾僧得以修業無廢，協普安並肩“更開其所住”（或說在終南山“東西建寺二十七所”），此乃至相寺前身。
隋立，佛法重興，逃難僧複應詔出家，後多遷往京寺，唯普安與影淵仍堅守山舍。未久，影淵東出潼關，投相州靈裕法師處問法。至開皇八年，普安亦奉命入京，留住京寺。期間，影淵複“屏跡終南”整操關壤，在普安舊址“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至此至相寺才正式創立命名。
開皇十一年（591），年逾七十四歲的靈裕法師奉詔入長安，居興善寺，隋文帝楊堅厚禮待之，欲立靈裕為國師，靈裕數辭方免。此間靈裕“凡有間隙，徑投淵寺，欣暢意得”，繼又“以帝之信施、為移山路”。因初創之至相寺“本居窄隘，兼近穀川，”無發展餘地，靈裕於是親“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縱或“非唯山眾相續，亦使供擬無虧”，建議影淵將寺移建於此，影淵即聽從遷往，遂使至相寺高踞於梗梓穀西南高阜上，坐西向東，長養在“終南正脈”的“福地”中，近一千五百餘載。
至相寺自建立之日便以弘揚《華嚴經》為宗旨，並逐漸形成傳統。普安出家，曾拜靜藹為師，“通明三藏，常樂《華嚴》”，把一生的功德都歸功於《華嚴》。影淵本人亦是“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遺，曆耳便講”。普安引影淵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披釋，資承”即指華嚴一學。就連影淵之師靈裕老法師也以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等經而聞名，同時還撰寫，《華嚴指歸》及《疏》合九卷。至隋大業中（公元605—617年），影淵已是至相寺中“解行相高，京城推仰”的一代高僧大德。有智正法師慕而往投，“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同住二十八年之久。智正所研習，講說的亦是《華嚴》學，並製有《華嚴疏》十卷。正在影淵，智正努力發揚《華嚴》學經教之時，杜順和尚及其弟子智儼也來到至相寺，並加入修習、弘揚《華嚴》學的行列，期間智儼在寺內曾聽過智正講解《華嚴經》，而且得益匪淺。杜順、智儼師徒會總修習心要，於是著書立論，把《華嚴》學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並因此被後人推崇為華嚴宗的初祖，二祖。
顯慶四年（659）後，賢首法藏投智儼修習《華嚴》。龍朔二年（662），海東義湘法師亦從新羅國渡海入唐來至相寺從智儼習《華嚴》。與義湘同為智儼的入室弟子法藏“即參儼之妙解，以為真吾師也”，智儼將法藏比之如“義龍”、“喜得傳燈之人”。經過十年的就室修習，法藏終於“後發前至，高超二運”，才智出眾，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以“親窺室奧”，“獨擅國工”，在智儼《搜玄記》的基礎上，撰成《探玄記》等著作，將圓教的“十玄妙旨”、“十義圓科”闡釋得精徹細微。到此，終於建立起了一代華嚴宗的思想體係，完成了華嚴宗的創立，為華嚴學的傳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根基。
法藏創宗雖是在離開至相寺之後，但他的研習成長與發展至成熟則是在至相寺內完成的。同時，義湘在智儼門下學習也頗有成績。“受業若翻瓴水”，“傳宗如走坡丸”，“有滯必通，無幽不測，《華嚴》妙旨，剖析入微”……。歸國前撰有《華嚴一乘法界圖》，歸國後先後弘揚智儼、法藏學說，被推為海東華嚴初祖，法藏與義湘的同窗友誼，一直被傳為中韓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則佳話，至今韓國經常有人來至相寺朝祖拜聖。由此可知。至相寺不僅在佛教曆史上受人敬仰，而且在中外交流史上也有著輝煌燦爛的業績；不但在國內作為華嚴宗的祖庭受人朝拜，而且在國外也有著崇高的地位，盛名飲譽海內外。
至相寺不僅寺內盛弘《華嚴》，就連周圍山川亦成了一片“福地”，京城不少高僧大德歸葬在這裏。僅據《續高僧傳》記載，計有：清禪寺曇崇建塔於至相寺之後，延壽寺通幽葬於至相寺前峰；大禪定寺慧歡起塔於終南山梗梓峪，大禪寺靈幹火葬於終南山陰；空觀寺慧藏樹塔於至相寺前峰，延興寺吉藏於至相寺北岩鑿窟入穴；勝光寺道宗葬於至相寺南岩；大莊嚴寺慧因建支提磚搭於至相寺旁，弘法寺靜琳亦建五丈木塔於側；靜法寺慧海定塔於前嶺；會昌寺德美收骸於梗梓穀；寺內畢峰塔乃唐國師畢峰之遺，宋藏密能智上人骨骸藏於寺之北岩；寺內現存唯一的石塔為清紫穀國師涅槃塔。值得一提的是，紫穀大和尚為“曹洞正宗第三十法嗣”，清康熙皇帝曾拜為國師，晚年辭朝，隱居至相寺，故因之改寺為“國清寺”。帝曾賜有玉石雕刻觀音像，高約尺許，呈深紅色，精細玲瓏，價值連城。此外，至相寺的開山和尚影淵，智正其墓塔地都建於至相寺旁……一寺之旁有如許之多的高僧塔、龕，而這些高僧又出自不同寺院，這在釋教史上實屬罕見。現今至相寺院內北坡菜地之下，仍是墓連墳靠，莫能動土。令人感到意味深長的是，至相寺院內外所養葬的僧人中，不少人對華嚴宗有著很深的造詣：如靈幹是“誌奉《華嚴》”，慧藏以《華嚴》為本宗，吉藏講《華嚴》數十遍，靜琳主修《華嚴》，道宗受業《十地》等等，這在一個側麵反映出至相寺作為一個華嚴道場，其地位在僧眾中是很高的，並有著很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於此安葬的願望和行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一種向往性與歸宿感。上述高僧大德多卒於貞觀至天寶中年，集中在六七世紀之交，這正是華嚴宗從發展到完成的時期，也是華嚴宗走向圓滿究竟的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