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衛新
一、薦福寺的創立
小雁塔本是唐代長安著名佛寺薦福寺的佛塔，原稱“薦福寺塔”，因此，對於小雁塔的了解理應從薦福寺開始。
大薦福寺的創立有著特殊的曆史背景：唐弘道元年農曆十二月，也就是公曆684年元月，高宗李治病逝於洛陽，太子李顯即位，是為中宗，改元嗣聖，依高宗遺詔，軍國大事取決於太後武則天處理，中宗並無實際權力。到了公元684年農曆二月，武後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李旦為睿宗，改元文明，“政事一決於武後，皇帝居別殿，不得有所預”；到了“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為高宗立為獻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賜額為薦福寺”。
綜上所述，薦福寺是唐睿宗文明元年（684）三月十二日，也就是唐高宗駕崩後百餘日，皇室為唐高宗迫獻冥福而建立的，寺初名“獻福寺”，武則天天授元年（690），改稱“薦福寺”，並由武後禦書飛白體薦福寺寺額。
文明元年創建的薦福寺，位於唐長安城開化坊的南半部，其寺院的東半部（開化坊東南部）是隋代晉王楊廣（即後來的隋煬帝）在大興城中的舊宅。唐以後改大興城為長安城。到了唐武德年間（618—626），高祖李淵將此地賜給當時的雍州都督蕭蠫為“西園”。值得一提的是，蕭蠫的姐姐就是晉王楊廣之蕭妃。入唐以後，蕭蠫之子蕭銳又娶了唐太宗的長女襄城公主。最初，太宗曾令大臣為公主另辟住宅，公主以“婦人事舅姑（公婆）如事父母，若居住不同，則定省多闕”，為此而再三推辭，於是便和蕭銳同住在開化坊蕭蠫的舊宅處，公主死後，此地又官市為英王（即後來即位的唐中宗李顯）的住宅。而公元684年二月，即位僅55天的中宗被廢為廬陵王，幽禁於別所，三月十二日高宗駕崩百日之際，中宗原來的舊宅就被立為獻福寺。六年後，正式稱帝的武則天禦書賜寺額薦福寺，由王宅而寺院，兩次成為帝王的“潛龍舊宅”。
薦福寺的緣起，除了與武則天與她的三子李顯、四子李旦爭奪帝位的鬥爭有關之外，還與當時佛教的昌盛有關。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經過4～5個世紀的流傳，到了隋唐之時，已由宮廷普及民間，其教義精神也逐漸中國化。由於曆代帝王扶持，寺院經濟也迅速發展，僅唐代長安城內的佛寺即多達百餘所。隋寺保留到唐代的有76所，而唐建寺直到“會昌毀佛”事件發生時方停止。唐代新建寺觀，一部分建在開闊僻靜的地方，一部分為官吏和貴族舍宅所建。舍宅為寺的原因有所不同，如高祖稱帝前的舊宅改為興聖尼寺，睿宗在藩的舊居改為招福寺、大安國寺等。這是因為他們貴為天子的舊居，自然不能允許任何他人居住。其他官吏和貴族或因祈福，或因迫獻，或為沒官，以宅改建的寺院當時約有近20所。
長安城內寺觀分布則受住宅分布影響，相對集中在皇城東、西、南三麵較近裏坊中。高僧以清靜為尚，初建的寺觀必然考慮到他們的情趣，當會選擇裏坊偏僻的四隅之地興建，如玄奘的大慈恩寺。將寺院建於人口密集的繁華地區，其基本原因是由於這些寺院的前身本是宅舍，從當時長安城的居民分布情況來看，主要集中在皇城的東西兩側和南部距皇城較近的裏坊中。據《長安誌》卷七載：“自朱雀門南第六橫街以南率無居人第宅。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唐代，舍宅為寺的情況較為常見，因此形成了不少寺院位於郭城中繁華之地的局麵。
薦福寺所在的開化坊，位於唐長安城皇城之南第二行，西臨150米寬的朱雀門街，東西兩麵與繁華的東市、西市相隔僅兩三個坊，地處居民集中、熱鬧繁華之地。這樣的地理位置，便於人們禮佛和遊賞，也是以後頻繁在此舉行各種社會活動的重要原因。
二、“雁塔”的由來
嚴格地說，小雁塔正式的叫法應該是“薦福寺佛塔”，大雁塔正式的稱呼為“慈恩寺佛塔”。“雁塔”本是一個佛教典故，據玄奘著《大唐西域記》卷九《摩揭陀國下》載有“雁槃堵波”：
因陀羅勢羅窶河山東峰伽藍前有牢堵波，謂亙（許贈反）娑
（唐言雁）。昔此伽藍，習玩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比丘經行，忽見群雁飛翔，戲言曰：“今日眾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比丘見後，以白眾僧，聞者悲感，鹹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尊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誡，誠為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雁，瘞此下焉。
文中“伽藍前有牢堵波，謂亙娑”，就是說，寺院前有佛塔，稱為雁，因此，可以論斷所謂雁塔和佛塔實際上指的是一回事；《仙遊寺舍利塔銘》中即有：“蜂台構畢，雁塔休工”之句，此銘刻於唐開元時期，可證當時把仙遊寺塔也稱為雁塔。
唐代長安城中最有名的佛塔當數晉昌坊的慈恩寺佛塔和薦福寺佛塔。慈恩寺塔高60多米，底層邊長20餘米；薦福寺塔高40多米，底層邊長10多米。既然“佛塔”又稱為“雁塔”，那麼規模較大的慈思寺塔稱為“大雁塔”，規模較小的薦福寺塔稱為“小雁塔”應該是很自然的現象了，但是把“小雁塔”作為薦福寺雁塔專有名稱的記載，最早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吳堡知縣趙酉所撰的《薦福寺來源》碑中提到的“浮圖名小雁塔”（又見於清雍正年間（1723—1735）《陝西通誌》）。
關於“雁塔”的由來除了以上的“墜雁說”外，尚有多種說法。《天竺記》載：“達蹴國有伽葉佛伽藍穿石山作塔五層，最下一層作雁形，謂之雁塔。”還有說塔建成時有雁落塔頂，謂之“雁塔”；此外，有說唐代進士及第在塔下題名“妙行有列，婉若雁陣”，故有雁塔之名。這些說法因缺乏根據，這裏也不再一一列舉。
三、薦福寺的佛事活動
除了廣開門庭之外，薦福寺本身的佛事活動也是豐富而重要的。
首先，這裏雲集了許多當時國內外大德高僧。著名的有大唐龍興翻經三藏義淨、大唐薦福寺故寺主翻譯大德華嚴三祖賢首國師法藏和尚、西域於闐華嚴三藏實叉難陀、與工部尚書張錫一起負責重修薦福寺的道岸律師、天竺密教譯經高僧金剛智、三階教大德法藏、薦福寺上座漸教大福禪師、在薦福寺中以種花為佛事的頓教道光禪師、頓教弘辯禪師、神僧僧伽、詩僧靈澈和棲白、書法大德高閑，以及日本求法僧圓仁等。
諸多薦福寺名僧之中，以義淨最為著名，他與玄奘三藏並稱於世。
義淨三藏（635—713），生於範陽（今涿州），他仰慕法顯的辟荒精神和玄奘西行求經的高尚情操，18歲時立誌遊印度，37歲時到廣州，得同道誌投者數十人，但到即將登舶西行時，他將其他人都辭退了。“淨奮勵孤行，備曆艱險”（其初同行者有弟子善行乃至室羅筏Sumatra以疾歸），經25年，曆30餘國，以天後證聖元年（695）夏還至洛陽，得梵本經律論近400部，初與於闐三藏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後自專譯。其譯場規模亦大，中國、印度高僧都有參與，共譯經56部，230卷，特致力於律部，聲名極一時之盛；蓋兼通華梵，中國人自行譯經，淨師僅亞於奘師也。而其所撰《大唐求法高僧傳》及《南海寄歸內法傳》，則為研究中印曆史者之要籍也。
《宋高僧傳》在評價中國的西行求法僧時說：“宋齊已還，不無去彼回者，若入境觀風必聞其正者，奘師、淨師為得其實。此二師兩全通達，其猶見璽文知是天子之書，可信也。”
院內的木雕
在薦福寺的佛事活動當首推譯經之事。作為薦福寺曆史上最重要譯場的義淨譯場，與玄奘主持的慈恩寺譯場、不空主持的大興善寺譯場，被稱為中國佛經翻譯史上著名的“長安三大譯場”。
除了翻譯佛經外，見於記載的薦福寺佛事活動當數佛牙供養。佛牙一般指佛祖釋迦牟尼的牙齒，其數量和來源都說不清楚。日本僧人圓仁於開成五年（840）至長安，親身經曆了當時的一些佛事活動，並作了記載：
“開成六年（841）正月四日，國忌，奉為先皇帝敕於薦福寺令行香，請一千僧。正月九日，改年號開成六年為會昌元年。”
“大莊嚴寺開釋迪牟尼佛牙供養。從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薦福寺開佛牙供養。藍田寺從八日至十五日設無礙菜飯，十方僧俗盡來吃。左街僧錄體虛法師為會主。諸寺赴集，各設珍供，百種萊食，珍妙果花，眾香嚴備，供養佛牙。及供養廊下敷設，不可勝計。佛牙在樓中庭，城中大德盡在樓上，隨喜讚歎。舉城赴來，禮拜供養。有人施百石粳米、二十石粟米；有人施無礙供論頭足；有人施無礙供雜用錢足；有人供無礙薄餅足；有人施諸寺大德老宿供足。如是各各發願布施，莊嚴佛嚴會，向佛牙樓散錢如雨。求法僧等十日往彼隨喜，登佛牙樓上，親見佛牙，頂戴禮拜。兼入翻經院，見義淨三藏影壁。鬆樹街西興福寺，從二月八日至十五日開佛牙供養。崇聖寺亦開佛牙供養。城中有四佛牙：一崇聖寺佛牙，是哪吒大子從天上將來，與終南山宣律師；一莊嚴寺佛牙，從天竺人腿肉裏將來，護法迦毗羅神將護得來；一法界和尚從於闐國將來；一從吐蕃將來。從古相傳如此，今在城中供養。”
從圓仁的記載中，我們能發現許多與當時薦福寺有關的史料。第一，關於寺院經濟來源。因薦福寺屬皇家所立，其經費主要來源首先是朝廷，“開成六年正月四日國忌日，奉為先皇帝敕於薦福寺令行香，請一千僧”，這段記載與唐中宗敕道岸與工部尚書張錫監修薦福寺、宮人率錢建薦福寺佛塔（小雁塔）所反映的國立寺院本質是一樣的；其次，接受布施也是寺院的重要經濟來源，“有人施百石粳米、二十石粟米，有人……各各發願布施，……向佛牙樓散錢如雨”正是布施活動的生動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