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師範大學王紅梅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誌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偉大的曆史發展時期。如何總結國際國內無產階級執政黨建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適應新形勢和新任務的需要，把執政黨的建設理論與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相結合並發揚光大，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麵臨的新的任務和新的挑戰。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開辟了新的起點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以來“左”傾錯誤的禁錮，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製定了實行改革開放的總方針。盡管在前進的道路上還有困難，還遇到來自“左”的或右的障礙，但自此之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也為黨在麵臨執政、改革開放和“和平演變”三大考驗的新形勢下探索如何保持和發揮先進性的問題，以及如何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開辟了新的起點。
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黨建理論進行了三大曆史性的切換：一是從“階級鬥爭為綱”到“要一心一意搞建設”。鄧小平的巨大貢獻就在於實現了黨建戰略思路的時代性轉換。提出了要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正確主張。之所以要把經濟建設放在黨建的中心任務，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麵的考慮：（1）經濟建設是無產階級政黨上升為統治階級之後的中心任務。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之後，就“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稱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的增加生產力的總量。”所以，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展黨建活動是執政黨自身建設的應有之義。（2）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特別是蘇聯黨建教訓的基礎上得出的重要結論。蘇聯黨建的失誤不僅是厚政治、薄經濟，而且是經濟從屬於政治。二是從“運動建黨”到“要從製度方麵解決問題”。在鄧小平看來，黨的機製具有教育功能、引導功能、強製功能、規範功能，所以必須堅持黨要管黨、特別是管好黨的製度建設。具體而言包括：一是建立與完善黨的領導製度，實行黨政分開，堅持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領導製度。二是建立和完善黨的幹部製度，不僅要徹底廢除一段時期內我國政治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化，還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使我們的幹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三是建立和完善黨的工作製度，克服官僚主義，“當然，官僚主義還有思想作風問題的一麵，但是製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總之，鄧小平的思路是要靠製度來推進黨的建設，主要是通過不斷完善黨的根本製度與基本原則“民主集中製”來堅持、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3）從“反右”到主要防“左”。鄧小平以中共黨史為鑒，同時吸取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沉痛教訓，指出“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但主要是防‘左’的論斷”。“左”禍在中國共產黨內之所以源遠流長，成為上個世紀中國的一大頑症，有其深刻的曆史惰性：一是由於中國近代社會和革命的特點，黨內激進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在一定條件下容易對革命和建設產生消極影響，急躁冒進是其主要表現。這就為“左”傾錯誤的產生提供了生存空間和土壤。二是由於革命的人們對“左”的認識容易失之偏頗。因為“左”的東西常常帶有革命色彩，往往氣勢浩大，而人們在鬥爭中對“左”產生出一種特殊的感情，以為“越‘左’越革命”，寧“左”勿右等萌芽也就乘機滋生。三是由於當時對“左”與右的處理長期陷於厚此薄彼的基本立場，認為“左”的失誤是方法問題，是好心辦錯事，可以諒解；右的錯誤則是根本立場問題，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問題。所以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對‘左’的錯誤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
鄧小平通過對毛澤東晚年黨建理論的切換，迅速地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災難中擺脫出來，規劃出了新的藍圖。為了使黨更好地領導新時期的建設任務，鄧小平提出了在改革開放新形勢下如何加強黨的建設的一係列重大課題。在堅持黨的領導和改善黨的領導的前提下，提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同時，必須改革黨的領導製度和領導方法，進一步加強民主集中製，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反對黨的腐敗現象，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擺正執政黨和其他各種組織的關係，使黨的組織和其他各種組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同時他更多地強調我們黨要增強執政意識，要明確自己執政黨的角色和使命。這些理論都為黨的建設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開辟了新的起點，也為新時期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的曆程
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個問題雖然是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十六大首次明確提出來的，但這個思想卻經曆了長時期的孕育。毛澤東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麵前，需要我們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學會管理城市，學會管理生活的方法，學會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提高做好經濟工作的本領，否則，“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對實際上涉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的探索也提出不少正確和比較正確的思想，但這些好的指導思想後來沒有堅持，特別是到了晚年，盡管主觀上想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但實際上破壞了黨的執政能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有了更多思考。1980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十二大黨章修改案時，鄧小平要求全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思考和解決“執政黨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黨，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善於領導”的問題。引導全黨自覺向執政黨轉型，應當說，這表明了我們黨執政意識的覺醒。《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的那五種能力，鄧小平實際上已經都初步認識到了。第一，在黨的領導人中，他是第一個提出社會主義是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因此要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第二，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在我們黨內是他最早提出來的。他還最早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加強法製建設，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就此而言，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也是其中應有之義。第三，他強調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兩個文明一起抓，兩手都要硬。作為執政黨，要具有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第四，他首先糾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指導方針，強調穩定壓倒一切。這實際上具有構建和諧社會能力的思想萌芽。第五，他提出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的新論斷，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對、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的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的戰略策略原則，因此，提高黨的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這個能力的思想可以視為直接源於鄧小平。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關於黨的先進性不僅明確指出：“我們這個黨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黨，是領導社會主義事業、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力量，是無產階級的、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覺悟的、有革命紀律的先進隊伍”。（《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頁。）而且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針對新時期黨的建設的實際情況，科學回答了在執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條件下，黨如何保持先進性的一係列基本問題。其一，民主集中製執行得不好，黨是可以變質的。鄧小平把民主集中製看做維係黨的性質和生命的根本製度，指出：民主集中製執行得不好，黨是可以變質的，國家也是可以變質的，社會主義也是可以變質的。其二，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對於黨保持先進性特別重要。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鄧小平對此明確表示：“對於我們黨的現狀來說，我個人覺得，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特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