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楊忠虎白濤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的曆史上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開辟的，偉大的改革開放，是從這次全會拉開序幕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宏偉大業中，它是嶄新的一頁。30年過去了，三中全會的曆史作用和意義越來越清晰透徹。從意識形態領域、經濟建設領域和政治建設領域，全方位地推動著國家發生巨變。人民軍隊建設的曆史始終同黨的曆史，同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也始終服從、服務於國家建設和發展的大局，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的裏程碑，也是人民軍隊建設曆史的重要界標、轉折和創新的開始。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人民軍隊建設的轉折點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從“兩個凡是”向實事求是的轉變、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從封閉和墨守成規向改革開放的轉變。這是我們黨和國家在經曆了一段曲折之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選擇。一個國家的軍隊建設不是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它的創新發展，必然以前者的創新發展為前提。十一屆三中全會給我軍建設帶來了曆史性的轉折。
首先，撥亂反正，清除“左”的思想流毒，實現軍隊建設由“亂”到“治”的轉變。“文化大革命”時期乃至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後，片麵誇大人的主觀意誌的作用，大搞“精神萬能”把軍隊建設引入了“左”的軌道；在“文革”中，林彪、江青提出“在軍隊內部，也有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黑線代表人物”，在軍隊內部刮起的“文革”風暴，搞亂了部隊的正常秩序；“突出政治”和“個人崇拜”思潮泛濫，搞亂了部隊的思想建設；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使我軍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建立培養起來的良好的軍政、軍民關係受到了較為嚴重的傷害，派性侵蝕了部隊的肌體，影響和損害了軍隊內部團結一致的優良傳統，大批“三支兩軍”人員長期脫離部隊，嚴重影響了部隊軍事訓練，削弱了我軍的戰鬥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軍隊各級黨委緊密聯係部隊的實際，批判“四人幫”反軍亂軍的罪行，普遍進行了“十個應該不應該”的專題教育和批判。在應該不應該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應該不應該堅持無產階級黨性、反對資產階級派性，應該不應該繼承和發揚我軍的優良傳統，應該不應該整頓軍隊，應該不應該遵守革命紀律和規章製度，應該不應該嚴格訓練、嚴格要求等軍隊建設的一係列根本問題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1978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通過的《中央軍委關於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決議》，就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製，恢複政治機關的職能、作用和威信，貫徹執行毛澤東的幹部路線和政策，發揮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加強青年工作，搞好連隊經常的政治教育，做好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等22個問題，分別作出了具體規定和要求，明確了新時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及工作方向和任務，恢複和發揚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980年4月，為了進一步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全軍召開政治工作會議，著重討論加強軍隊黨的建設，要求全軍黨組織充分發揮黨委的核心領導作用、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把現代化革命軍隊建設搞上去。此後，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全軍整黨工作部署的通知》，通過整黨，進一步統一了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整頓了作風，加強了紀律，純潔了組織，清理了在“文革”期間造反起家、幫派思想嚴重和搞打砸搶的“三種人”，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使槍杆子牢牢掌握在忠於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的基礎上，軍隊黨的建設實現了由“亂”到“治”的轉變，走向正規。
其次，適應國家工作中心轉移的需要，實現軍隊建設戰略方針由臨戰狀態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轉變。軍事需求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而社會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本身，又為軍事領域的變革創造豐富的資源條件，提供經驗啟示。這兩個領域雖然社會分工不同，但其運行結構與本質屬性，卻有著極大的相關性。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說：人類組織戰爭的方式，反映了人類創造財富的方式。反過來也一樣，人類創造財富的方式，決定了人類組織戰爭的方式。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反映到軍事領域，就是迫切要求有一條與之相適應的軍事路線，使之能夠和國家的整個政治形勢相適應，能夠和國家的政治思想路線相符合。這就是要正確處理國防與經濟建設的關係，使軍隊建設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把軍隊建設建立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同國家建設協調起來；要正確處理軍隊與國防的應急性建設同長遠性、根本性建設的關係，堅持軍隊和國防建設走以現代化為中心的發展道路，不斷提高軍隊監督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水平。
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的決策，也對軍隊和國防建設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軍隊建設麵臨許多新的考驗。所謂“考驗”，實際上就是選擇，軍隊發展在實踐中麵臨的重大選擇。軍隊建設既麵臨著方向、規模、形式的選擇，又存在著戰略思維方式的轉變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時代主題有一個科學的把握，對戰爭的可能性作出科學的判斷。經過長期觀察和冷靜分析國際形勢的變化，在20世紀80年代前後，我們黨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科學論斷，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新的戰略判斷。隨著維護和平力量的不斷增長，世界戰爭是可以避免的，我們可以爭取到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環境，這一對時代發展作出的新判斷，使得我軍的建設要跟隨時代主題的發展而變化。即從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真正轉移到和平時期的建設軌道上來。這是軍隊建設戰略指導思想的重大轉折。這一重大轉變開啟了新時期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新的航向，國防和軍隊建設由此步入服務黨的中心工作、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與國家同步發展的良性軌道。
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形成的關節點
正確的軍事思想是一支軍隊長盛不衰的根基，人民軍隊建設必須用科學的理論做指導。長期“左”的錯誤和“文革”十年動亂，使毛澤東軍事思想受到嚴重損害。因此，恢複毛澤東軍事思想，在新的形勢下以新的理論形態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是時代賦予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曆史責任。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在這種曆史背景下運用而生，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形成的關節點。
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毛澤東軍事思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如同其他軍事理論一樣，伴隨著我國國防和軍隊建設的不斷發展，經曆了一個逐步形成，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早在1975年1月，鄧小平第一次複出，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部長之後，針對林彪、“四人幫”對軍隊的破壞，高舉“軍隊要整頓”的旗幟，恢複了毛澤東的建軍傳統，提出了一係列重要思想，如抓編製，抓裝備，抓戰略；克服軟、懶、散，建立“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調整幹部隊伍和領導幹部交流；軍隊要克服派性、增強黨性、加強紀律性；要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高度；等等。然而這些思想因鄧小平再一次被“打到”而中斷。1977年鄧小平第二次複出，在致力於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的同時，努力在軍事領域消除林彪、“四人幫”的影響，克服軍隊當時嚴重存在的“腫、散、驕、奢、惰”等問題，恢複我軍優良傳統。提出要把軍隊辦成一個大學校，重申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提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等重要原則。總之，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通過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堅持毛澤東思想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體係，奠定了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的理論基礎，這是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的初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