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學陳珂

農業興,農村穩,農民福,則天下安,這是為我國幾千年曆史所證明的規律。早在秦漢時就有人提出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道理。改革開放後,鄧小平也指出:“中國社會能不能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因此,農村問題、農業問題、農民問題,既是我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也始終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點。我國30年改革開放曆史軌跡,就是從中國實際出發,首先解決“三農”問題,進而在城市及各個行業推進的。農村對外貿易發展作為農村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麵,在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帶動農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和提高農業科技教育水平等多方麵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因而通過對農村30年來對外貿易發展的研究,管中窺豹,可見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農村巨變之一斑。

一、改革開放30年農村對外貿易的發展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農村對外貿易的發展步伐基本上是與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步伐相一致的。隨著農村改革方向的轉變而轉變,隨著農村改革速度的快慢而急緩。大體而言,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從1978年到1991年,是農村改革開放的組織和準備階段,也是農村對外貿易的積累和啟動階段。在此之前,在計劃經濟體製下,雖然也有一些地方的外貿單位,通過人民公社體製在農村建立農副產品生產基地,低價向農民征購農產品,然後出口,外貿所得利潤則上繳國家完成部門下達的外貿任務。但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自由貿易,而是按照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經濟戰略來進行出口創彙,以彌補國內生產不足。農民從中得不到多少利益,因而這種計劃外貿不僅規模較小,也引不起農民真正的興趣。

直到1978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全麵進行,這種有貿易卻無利益的農村外貿局麵才得到了根本的改變。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全黨同誌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的戰略決策和1982年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行,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85年的農產品流通體製改革,更是取消了長達30多年的農產品統購統派製度,使農民對土地經營的自主權和對農產品上市的自主權合二為一,真正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打碎了農村對外貿易的發展的最後一副枷鎖。以1986年《關於一九八六年農村工作的參考部署》的中央一號文件的公布為標誌,我國農村正式走上了發展商品經濟,發展對外貿易的道路。

隨著農村經濟製度改革的順利施行,中國農村對外貿易迅速迸發出了巨大的活力,雖然在這一階段農村的對外貿易還有一定計劃經濟的痕跡,農產品的出口數額主要由政府來統一規定,受國際價格的影響較小,而且出口的農產品主要是糧食作物和附加值偏低的農業初級產品,更符合我國國情,適應國際市場競爭的經濟作物和高附加值農產品較少。但從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中,我國農產品出口總價值還是從43.7億美元迅速攀升到了99.2億美元,增加了一倍有餘。農村對外貿易的美好前景,開始初露端倪。

從1992年到2000年,是農村經濟全麵向市場化探索的一個時期,也是農村對外貿易大發展的一個時期。以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及同年黨的十四大召開為標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被明確提出。1993年7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更是從法律角度上賦予了農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基礎地位。隨著農業地位的上升,作為占外貿出口比重15.98%的農產品

對外貿易也越來越感到了國家關注的目光。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被列入憲法和農村耕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的政策使受益的廣大農民得到了極大的鼓舞,開始慢慢學習以市場經濟的眼光重新去審視農村對外貿易的發展。在政府的大力引導推動下,農業經濟內部的作物結構開始了迅速的調整,全國糧食播種麵積從1984年的16.9326億畝減少到了1997年的15.8355億畝,而經濟作物的播種麵積則隨之大幅增加。同時農林牧副漁在農業總產值中的構成比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由1978年的農業一統天下逐漸演變成為各產業的均衡發展。在不影響基本糧食供給的基礎上,農民開始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更多地去追求農產品的附加值。隨著農業結構的轉變,在對外貿易中更加具有比較優勢或優勢資源稟賦(本文采用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即認為各國(地區)之間勞動生產率或生產成本之間的相對差異是比較優勢的基礎;本文采用H—O的要素稟賦學說,即認為各國(地區)之間的要素稟賦差異會帶來相對比較優勢。),能在貿易中獲得更大利潤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和部分土地密集型產品開始取代傳統的初級農產品占據了農村對外出口貿易的主要地位。而進口貿易也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國缺少優勢稟賦的產品上去。在此期間,雖然農產品出口占外貿出口總額的份額一直在下降,但其所創造的外彙在創彙總額中的份額卻在不斷上升(程國強:《著力提高出口競爭力——中國農產品出口結構變化與政策建議》,載於《國際貿易》2004年第二期。)。農村的對外貿易,開始走出了計劃經濟時期數量為主的歧路,走上了以市場為主導,以質量取勝的新的道路。

從2001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時期,也是農村對外貿易向更大更深發展的時期。

隨著2001年我國成功加入WTO,農村對外貿易的發展無疑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麵臨挑戰的同時,也給了我們從沒有過的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來發展自身的機會。這一時期黨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對農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和十七大所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設想,則為這一時期農村對外貿易的發展鼓足了力量,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