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開發過程是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我國加入WTO和知識經濟已露端倪的曆史背景下啟動的，它的成敗是中國能否整體實現現代化的關鍵。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性和複雜性也對反腐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如何根據反腐倡廉的一般規律，結合西部大開發條件下反腐敗鬥爭麵臨的新情況與新問題，走出一條著眼源頭治理的新路，把反腐敗工作推進到一個新高度，已成為擺在我們麵前的重要課題。
（一）必須正確處理反腐倡廉與西部大開發的關係
西部大開發是以促進西部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為目的的世紀偉業，因而必須正確處理反腐倡廉與西部大開發的關係，使反腐倡廉工作服從和服務於西部大開發這個中心。解決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發展是硬道理。隻有首先把經濟搞上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好社會的其他問題，才能為反腐倡廉構建強大的經濟基礎，有效地遏製腐敗現象。腐敗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敵。它既是對社會主義原則的背叛，也是對市場經濟體製和秩序的破壞。隻有堅定不移地開展反腐敗鬥爭，才能為經濟體製改革掃清障礙，促進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把西部大開發戰略落到實處。因此，必須堅決糾正把反腐敗與西部大開發、與經濟建設和深化改革對立起來的錯誤觀念和做法，切實克服“一手硬、一手軟”的傾向，做到經濟開發堅定不移，懲治腐敗堅持不懈。
（二）西部大開發中的反腐敗鬥爭要立足於深化改革
冷戰結束之後，世界各發展中國家先後進入經濟製度大調整時期，我國也同樣處於轉型期。認真審視我國目前的經濟秩序，不難發現經濟運行中有三種力量起著重要的作用：一種是以國家力量推行提倡的新經濟秩序，這無疑是適應建立市場經濟體製的主導力量；一種是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過渡性措施和已經取消的舊製度但仍然發揮慣性作用的保守力量，這種力量正在逐步減弱；第三種是雖未公開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實際存在的隱性力量。這實際上是一種專門破壞國家經濟秩序的暗流，社會的無序和腐敗正是由這股力量所造成。這三種力量的碰撞，程度不同地重組著部分領域的利益格局、權力關係和各種資源的配置。從西部各地實際情況看，由於改革滯後，第一種力量的建立落後於東部發達地區，第二種力量仍很強大，第三種力量卻十分頑固。尤其是西部經濟發展滯後，導致人們預期收入降低，使這種隱性力量在各地政府機關中大量存在，造成了新的社會矛盾。
這種隱性力量在政府機關中的表現形式，除了以個體為主的“權錢交易”外，還有一個更為可怕的現象，就是有組織的“政府行為”。其典型表現是各級黨政機關的“小金庫”，有關職能部門的亂罰款、亂收費，少數政府機關由下而上的逐級送禮甚至“公賄”。“公賄”的合法外衣是為本地區、本部門爭投資、爭項目、爭貸款，“跑部前進”便是這一現象的典型概括。
隱性力量的存在，是中國社會轉型期出現的怪胎，尤其是有組織的“政府行為”，破壞的正是政府自己製定的規則。這種行為不但自身產生腐敗，還對社會上的腐敗風氣起到了“示範”作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破壞最大、為害最甚的莫過於此。但直至目前，國家對這種現象還沒有嚴厲的製裁措施，近年來雖有媒體不斷曝光，但一些黨政機關因程度不同地身在其中，幾乎都保持沉默，作出的反應大多停留在文件和會議上。
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在於加快改革步伐。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的主因之一就是體製問題，是體製的缺陷問題。政治體製、經濟體製的不協調運行必然形成利益差異，從而為權錢交易提供條件和機會，滋生腐敗現象。尤其在一元化領導體製、價格雙軌製、行政審批製的情況下，更容易滋生腐敗。腐敗分子常常利用的恰恰是我國新舊體製轉換過程中的疏漏、縫隙和“時間差”，恰恰是處於初創階段、必然不夠完善的各種體製的缺陷、不足和弊端。直麵現狀，我們不是停止改革、回到舊的體製，而應義無反顧地深化改革，積極穩妥地加快體製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