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清官的作用要受時間和任務的限製。清官們堅決懲治腐敗的行動深受群眾的歡迎，人民群眾希望他們能把所有的腐敗分子都繩之以法。但實際上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任何人的工作都是組織安排的，你負責反腐敗工作，就可以集中精力懲治腐敗；不負責反腐敗工作，就不可能把反腐敗作為自己的主要工作。你這一段時期在紀檢監察部門工作，就有懲治腐敗的任務和權力；下一段時間不在這個崗位了、退休了，也就沒有這個權力了。所以，清官反腐要受時間和任務的限製。
第三，官員本身也是變化的。人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官員也是隨時間和地位的變化而變化的。今天是清官，很難保證永遠是清官；在這個環境下是清官，不敢斷定在更複雜的環境下還是清官。李乘龍、胡長清之流，在他們地位還不高，還沒有墮落之前，不是也為黨和人民幹過一些好事、受到組織和群眾的肯定嗎？所以，靠人治、靠清官反腐敗，要受到各種因素的製約，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實踐證明是靠不住的。隻有依靠法製，靠法律和製度來治理腐敗，才帶有全局性、長期性、穩定性，才能從根本上遏製腐敗。
（三）改變思想認識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觀念
中國人講究中庸之道，在對待人的問題上，一般都比較謙忍、寬厚，處理人留有充分的餘地。受這一傳統思想的影響，我們黨在處理人的問題時，也講究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長此以往，“思想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就成了人們的思維定式。從這個思維定式出發，在對腐敗分子的處置上，失之於軟、失之於寬的問題普遍存在。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首先，這不符合從嚴治黨的要求。腐敗是和黨的性質不相容的，反腐敗直接關係著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對腐敗分子的寬容，就是對黨和人民的犯罪。江澤民同誌曾經指出：對無視法紀，違法犯罪的人，必須用重典，不論是誰，不論職務高低，該受什麼處分就給什麼處分，該重判的堅決重判，該殺的堅決殺，決不能手軟，否則腐敗之風刹不住，我們難以向人民交待。所以，從嚴治黨首先要從嚴處理腐敗分子。
其次，這不利於調動人民群眾反腐敗的積極性。人民群眾對腐敗深惡痛絕，對那些拿著人民的俸祿而不為人民辦事，把黨和人民賦予的職權作為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的腐敗分子，群眾盼望能及時地給予嚴厲製裁。對腐敗懲處不嚴，人民群眾不認為是政策和量紀量法偏寬，而認為是官官相護。因此，不嚴懲腐敗既有損於黨的威信，也不利於調動和保護廣大人民群眾反腐敗的積極性，必須下決心糾正。
再次，這不利於遏製腐敗，教育幹部。對腐敗分子的處理偏寬、偏軟，就意味著降低了腐敗的成本。腐敗分子對自身的利益得失計算的是很周到的，當他們感到自己得到的好處遠遠大於受到的處分時，他們是決不會為受到處分感到後悔的，如果有機會，他們仍然會變本加厲地去繼續“腐敗”。而其他幹部看到搞腐敗者撈了那麼多好處，受到的處分遠不能補償造成的損失，不但不會從中受到教育、吸取教訓，而且還可能會產生一種“廉潔吃虧”的感覺。所以，隻有改變“認識從嚴、處理從寬”的觀念，才能樹立從嚴、從重治理腐敗的思想，加大對腐敗的打擊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