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部地區產業技術水平的發展不僅促進了自然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開發和利用，而且節約和替代了稀缺資源和要素，緩和並克服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的“瓶頸”。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對傳統產業的改造、新型產業的建立以及經濟結構的轉軌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然而，教育水平低下，產業技術水平滯後成為西部地區產業發展落後的重要因素，同時也形成與東部地區產業技術水平的差距。
在實際經濟運行中，東、西部地區產業技術水平和差距，可以通過產業技術設備、研究機構狀況和勞動力素質等方麵表現出來。
1997年的統計資料說明東、西部地區的科技水平差距很大。東部地區自然科學研究機構占全國總數的50%，西部地區為20.6%；東部地區的自然科學技術人員達到308592人，西部地區的科技人員僅是東部地區科技人員數量的44.8%，占全國科技人員總數的23.8%；自然科學技術研究經費的支出狀況，西部地區僅是東部地區的29.9%；西部地區對科技情報、文獻的開發重視不夠，科技情報、文獻研究機構為東部地區科技情報、文獻研究機構數量的42.8%，而科技人員僅是東部地區科技情報、文獻研究人員的18.3%；在經費的支出上，西部地區僅是東部地區的8.0%。從勞動力素質上來看，1997年東部地區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專業技術人員達7708928人，西部地區專業技術人員僅為東部地區45.9%。
據國家統計局1999年統計，東部地區的自然科學研究機構有2404個，占全國總數的49.5%，自然科學技術人員達264221人；西部地區自然科學研究機構僅有988個，為全國總數的20.4%，科技人員為122881人，占全國總數的24.3%，僅是東部地區科技人員總數的46.5%；自然科學技術研究經費的支出，西部地區僅有887124萬元，是東部地區支出的科研經費（3079262萬元）的28.8%；從勞動力素質上來看，1999年東部地區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專業技術人員為8251908人，西部地區為3835787人，僅占全總數的17.9%，為東部地區的46.5%。
東、西部地區的產業技術水平差距較大，造成社會經濟效益的差距更大。據統計，1991年東部地區技術市場成交額占全國技術市場成交總額的66.5%，西部地區技術市場成交額占全國總成交額的11.5%，僅是東部地區的17.3%；1997年東部地區技術市場成交額占全國技術市場總成交額的65.8%，西部地區技術成交額占全國總成交額的11.5%，是東部地區的17.5%。東、西部地區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的經濟效益差距也很大，東部地區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總產值達20338370萬元，出口總額達6279756千美元，西部地區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總產值僅是東部地區的19.5%；出口總額為東部地區的2.4%。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99年東部地區技術市場成交額為3377197萬元，占全國技術市場總成交額的64.5%，西部地區技術市場成交額為784489萬元，僅占全國總成交額的14.99%；東、西部地區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的經濟效益差距也很大，東部地區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總產值達41353038萬元，占全國各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總產值的69.6%；出口總額達10657880千美元，占全國同類企業出口總額的8.95%，西部地區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總產值為6448614萬元，占全國總產值的10.85%，僅是東部地區的15.6%，西部地區僅373300千美元，占全國總額的3.13%，並為東部地區的3.5%。
東、西部地區科學技術研究機構不僅在數量上差距很大，而且西部地區由於渠道不暢，組織不力，科研成果在當地很難轉化為生產力，使企業不能及時得到新技術、工藝和產品，因而技術進步緩慢；許多企業缺乏追求技術進步的動力和經濟實力，研究機構缺乏來自生產的課題，也沒有足夠的中試力量，大多數成果隻是片麵追求高精尖的研製，形成西部地區特有的缺乏市場驅動力的、無技術進步渴求的非創新性的生產循環，造成西部地區的產業競爭能力和生產效率低下。1994年12月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DRC）和國家統計局（SSB）在具有代表性的沿海省（福建）和西部地區內陸省（甘肅）進行各類企業技術創新調查。調查結果也呈現出中國改革開放後東、西部地區的產業技術水平差距。
1994年福建的創新收入約為甘肅省的1.8倍，人均年總收入及人均年利稅分別相差1.6倍和2.0倍。據深圳市統計（1994年），59家經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人均利稅是甘肅省的大中型企業的7倍；人均總收入是甘肅省大中型企業的10倍。而甘肅大中型企業（179家）與福建大中型企業（252家）、深圳高新技術企業（59家）的主要績效之比，呈現出1：2：10的明顯差距。
再者，由於曆史原因西部地區形成了重視軍事工業和軍事科技，忽視民用工業和技術的發展，缺乏技術和經濟綜合考慮的思想。中國改革開放後，國家多次提出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建立技術密集型新興產業的規劃藍圖，突出了對農業、食品工業、通用基礎技術以及高新技術開發的重要性。西部地區依賴重工業、軍用工業，通用基礎技術基礎較差，導致西部地區當前技術與生產結合發展緩慢，產業調整和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缺乏競爭力。
產業技術進步緩慢和勞動者素質偏低，使西部地區的產業技術水平遠遠低於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明顯呈現出低效益、粗放型的特征。
4.東、西部地區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的動脈，同時也是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命脈。50年來，東、西部地區已經建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包括鐵路、公路、航空、水運、管道5種運輸方式的交通運輸網。交通運輸先行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經過50年的建設，西部地區已形成了縣縣有公路，鄉鄉通汽車的公路、鐵路、航空、水運立體交通運輸網絡。1997年鐵路營運裏程達13826公裏，公路營運裏程368135公裏，分別占全國總營運裏程的24%和30%，西部地區全社會貨物運輸周轉量達3333.3億噸公裏。西南、西北航空公司也有很大發展。
1994年西部地區郵電業務量達60多億元，比1978年增長23倍，90%以上的農村實現了通郵通話，主要城市通信業務逐步向微波通信、圖像傳真、光纖通信、用戶電報等現代化綜合服務發展。
由於曆史原因和區域經濟的發展與不發展，東、西部地區交通運輸發展差距越來越大，直接影響到現代經濟的發展。
交通運輸、通訊等基礎設施的水平是一個地區經濟成長所必需的重要基礎條件。東、西部地區的交通運輸、通訊等基礎設施的水平差距很大。東、西部地區的交通運輸線路的綜合密度分別為3193.7和584.8，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高4.46倍，西部地區的交通運輸線路綜合密度僅是全國平均水平的49.8%，是東部地區的18.3%。由於發展對外貿易的需要，西部地區距離出海港口較遠，這種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給予出口貿易的發展造成很大困難。以東、西部地區各省的中心城市（省會城市或自治區首府）到最近的主要海港之間的最短鐵路運輸距離計算，東部地區的平均出海距離僅265公裏，而西部地區是東部地區的8.44倍，達到2236公裏，出海距離長必然增加成本和損耗，減弱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東、西部地區的運輸業的差距也很大。1997年東部地區國家鐵路貨運量達56512萬噸，公路貨運量達481799萬噸；而西部地區鐵路貨運量僅有23510萬噸，公路貨運量194732萬噸。1997年東部地區全社會貨物周轉量高達10118億噸公裏，而西部地區僅是東部地區的32.9%，占全國貨物周轉量總額的8.7%。1999年東部地區國家鐵路貨運量為56055萬噸，公路貨運量為473631萬噸；而西部地區鐵路運貨量僅有24343萬噸，公路貨運量僅193662萬噸。同時，西部地區在通訊水平上也遠遠落後於東部地區，1994年擁有電話機總量僅占全國的9.7%，與東部地區相差56.1%；平均每百人電話機擁有量，東部地區為3.9部，而西部地區僅有1部；西部地區城市的郵電業務總量隻占全國總量的8.5%。
（二）在產業互補與對稱中實現西部地區發展
1.東、西部地區產業優勢互補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各種改革措施的落實和深化，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因地區條件的差異，而形成經濟發展速度、產業發展層次各不相同的局麵。在國家愈來愈強調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產業政策指導下，東、西部地區產業互補與對稱成為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
（1）觀念轉變與非國有經濟的加強
鄧小平提出的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不再照搬蘇聯模式。
中國西部地區是在國家計劃經濟支持下，以財政上的高投入步入工業化的。因此，國有企業比例很大。據統計，西部地區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比例約為22.98：77.02.1997年西部地區國有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達6.92%；而東部地區除北京（非國有企業為74.02%）、上海（非國有企業為75.77%）、海南（非國有企業為46.38%）非國有企業都超80.94%（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的非國有企業比重達89.04%、87.90%、87.38%和83.74%）；反之西部地區除重慶（非國有企業為83.55%）、四川（非國有企業為84.24%）外非國有企業比重都在78.71%以下。西部地區非國有企業數量已有明顯的上升。
我們並不否認國有經濟為西部地區工業發展作出的貢獻，而且至今在相當程度上仍發揮支撐作用。但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非國有經濟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在市場經濟下中小企業的發展是西部地區未來經濟的希望所在。東部地區非國有企業的發展，不僅為西部地區發展非國有企業提供了經驗教訓，而且鄧小平的特色理論將促使西部地區區域特色思考。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地區雖具有後發性優勢，因為有東部地區成熟的經驗可以供我們借鑒，但是如何承接這些成熟的經驗？如何將西部地區的特色與東部地區經驗結合？我們要認真思考這些問題，並在此基礎上製定可行性方案。
（2）東部地區部分產業西移
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東部地區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由勞動密集向資金技術密集產業轉化，以及產業內部技術升級――在發展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同時，還要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實現結構升級過程中，雖然會出現失去優勢的現象，但是這些產業不會失去自己特有的發展前景。這些產業的西移，對西部地區產業發展將產生很大的影響：一是這些產業無論從設備、技術水平上，還是管理上都比較完善、成熟，配之以西部地區豐富的資源，對西部地區的產業發展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推動力；二是由於勞動密集型產業進入門檻低，並能從微觀基礎改變上加快西部地區的市場化改革，加速非國有經濟的發育和成長；三是大大增加了西部地區就業的吸納能力，緩解西部地區剩餘勞動力的流失和城市人口的就業壓力；四是有利於西部地區財政收入的提高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刺激社會需求，帶動生產和經濟增長，提高中西部地區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能力。這些產業在西部地區的發展不僅支持了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同時也為東、西部地區產業發展作出了貢獻。1995年始，上海向新疆轉移了10萬～20萬錠的棉紡生產能力，促進了西部地區資源的開發和產業水平的提高，推動了新疆的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