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全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成立於1922年12月30日,解體於1991年12月26日。蘇聯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曾經是世界第二號超級大國,在國際舞台上曾經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蘇聯解體以後,分裂為15個國家。俄羅斯是前蘇聯的“法定繼承國”,仍然是當今世界一個重要的大國,在國際事務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未來的多極化世界中,俄羅斯必將是其中重要的一極。了解和研究蘇聯的演變過程,以及獨立以後的俄羅斯的政治、經濟和外交的發展變化,對於我們認識國際社會的發展變化,以及目前世界的形勢和未來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戰後蘇聯經濟、政治的發展和對外政策的演變
1917年,俄羅斯爆發了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1922年12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簡稱蘇聯。蘇聯成立以後,迅速地進行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建設,由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工業國。同時,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在20-30年代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製度和體製,也就是蘇聯模式,即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這種模式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發揮過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在蘇聯宣布建成社會主義後不到15年,就爆發了衛國戰爭。在付出巨大犧牲後,蘇聯人民打敗了德國侵略者,為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贏得了較高的國際地位。
戰後蘇聯的社會發展大致經過了以下幾個階段:
(一)二戰結束到1953年,即斯大林執政後期
這一階段是蘇聯恢複經濟、醫治戰爭創傷階段。蘇聯的集權體製同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僅用了4年零3個月就完成了恢複國民經濟的第四個五年計劃。到1964年,蘇聯的工業生產就達到了戰前的水平。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在這一時期就已經有所暴露。過度集權,政治民主受到破壞,社會主義法製遭到踐踏;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個人迷信惡性發展,集體領導名存實亡,冤、假、錯案大量發生;領導職務實際上的終身製,官僚主義和腐化現象嚴重,教條主義泛濫,思想受到禁錮。這一模式的封閉性使蘇聯錯過了追趕戰後世界科技革命發展的良機,延緩了蘇聯由粗放式向集約化發展方式的轉變。
出於醫治戰爭創傷對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的需要,這一時期蘇聯執行了和平外交戰略。主要內容是:維護世界和平,與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發展互利合作關係;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反對德國和日本的重新武裝;鞏固戰爭勝利成果,加強同社會主義之間的團結與合作;積極支援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壯大社會主義力量;為恢複國民經濟、增強國家實力、確保國家安全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但這一時期,蘇聯的對外關係中已經表現出了大國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跡象,如1948年爆發的蘇南矛盾衝突。
(二)1953-1964年赫魯曉夫時期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經過激烈的蘇共黨內鬥爭,赫魯曉夫等新一代領導人上台。蘇聯開始了赫魯曉夫時代。蘇聯在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速度僅次於日本,高於西方其他國家。1961-1965年蘇聯國民收入年均增長速度為6.5%,工業產值年均增長速度為8.6%,農業產值年均增長速度為2.4%。到1964年,蘇聯的工業產值已經達到美國的65%,一些主要的工業產量已經接近或超過美國。在經濟處於持續發展的過程中,赫魯曉夫對蘇聯的體製進行了一些改革。在經濟方麵主要包括對農業政策進行調整和對經濟管理體製進行改革,如精簡中央機構,改組計劃體製,減少中央下達的指令性指標,擴大地方和企業在計劃、財務和物資分配方麵的權限,減少國家對農民的幹預和擴大集體農莊的自主權等。在政治方麵主要是批判個人迷信,加強集體領導。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做了《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在國內外引起強烈震動。1961年,蘇共把反對個人崇拜和加強集體領導的原則寫入了黨章。赫魯曉夫對個人迷信的批判,對於人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他並沒有分析個人迷信產生的社會曆史根源,而僅將錯誤原因歸為斯大林本人。而且,赫魯曉夫在自己執政以後,又製造新的個人迷信,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最終導致了改革的失敗和他本人的下台。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是在舊體製下進行的,並沒有觸及蘇聯體製的症結。
在對外戰略上,赫魯曉夫推行了“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戰略。為達此目的,他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主要內容是: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平共處,把和平共處作為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線;在大力增強經濟軍事,尤其是核武器的基礎上,取得同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進而在和平競賽中超過美國,賽過美國;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希望美國承認蘇聯對社會主義的控製;對亞非拉廣大地區,在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名義下,加強滲透,擴大影響,鼓吹亞非拉民族國家通過和平過渡走上非資本主義道路,在那些傳統深厚的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其目標是美蘇合作共同主宰世界。但實際上,這不過是赫魯曉夫的一廂情願而已,美國拒絕同蘇聯進行和解,繼續推行對蘇冷戰和遏止政策。1958年11月和1961年8月的兩次柏林危機和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均因為美國對蘇聯采取不妥協的強硬立場和蘇美實力的差距,最後以蘇聯的妥協退讓而告終。
(三)1964-1982年勃列日涅夫時期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執政,蘇聯開始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18年裏,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有了相當大的增強,但是最後也使蘇聯的發展幾乎陷入了停滯狀態。勃列日涅夫對蘇聯模式進行了比其前任更全麵一些的改革,一直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推行了“新經濟體製”。同時,從70年代初開始了使整個經濟向集約化軌道轉變的進程。從1965年到1980年的3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的國民收入年均增長5.9%,工業產值年均增長6.8%,農業產值年均增長2.4%,人民生活也有了較大改善。70年代末、80年代初,蘇聯的經濟實力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強。1950年蘇聯工業產值是世界的12%,到1982年上升為20%;1950年相當於美國的30%,1980年達到美國的80%。蘇聯在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的同時,也發展起了強大的軍事實力,與美國大體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但是,勃列日涅夫的經濟改革仍然是在舊體製內部進行的,同赫魯曉夫的改革一樣,沒有觸動舊體製本身。在政治方麵,批判了赫魯曉夫的獨斷專行,適當的進行了一些改革,但是他自己仍然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又形成了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
對外關係方麵,勃列日涅夫利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經濟地位下降,同時陷入越戰泥潭的機會,實行了積極的對外戰略,力圖在同美國的爭霸中取得主動。具體做法是:(1)在緩和的幌子下同美國展開全麵爭奪。1969年3月,在華沙條約組織布達佩斯會議上提出了“歐洲緩和”的主張。1970年8月,同聯邦德國簽訂了“互不使用武力條約”。1971年,在蘇共二十四大上提出了以緩和為中心的《和平綱領》。同年9月,蘇聯同英、美、法簽訂了《西柏林協定》。1972-1974年美蘇首腦互訪,簽訂了一係列有關限定戰略核武器的條約和協定。在這個時期,蘇聯還積極倡議召開全歐洲安全會議,並在1975年簽署了會議的“最後文件”,形成了緩和高潮。另一方麵,在緩和的幌子下,蘇聯贏得了時間,得以大規模地擴充軍備。從1965年到1981年,蘇聯的軍費開支從320億美元增加到1400億美元,核武器的數量在70年代超過了美國。同時,蘇聯還加強了在歐洲的軍事優勢。(2)加強對社會主義各國的控製和幹涉。1968年10月,為了防止捷克斯洛伐克因改革而脫離蘇聯的控製,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了軍事占領。同年10月,蘇聯又拋出了“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為主要內容的“勃列日涅夫主義”,為其控製、幹涉東歐國家進行辯護。同時,蘇聯大量增兵中蘇、中蒙邊界,挑起武裝衝突,使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據統計,從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蘇邊境衝突事件達4189起。1969年,蘇聯蓄意挑起珍寶島事件。這一時期的蘇聯對中國構成安全威脅。(3)加強對亞非拉國家的擴張和控製。進入70年代,蘇聯趁美國戰略收縮之際,加強了對亞非拉地區的擴張。在亞洲,蘇聯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支持印度進行反華活動和肢解巴基斯坦;支持越南的黎筍集團進行反華、排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加緊對中東地區的控製;在非洲,蘇聯采取了打“代理人”戰爭的方式,支持古巴軍隊進入安哥拉,策劃雇傭軍入侵紮伊爾,插手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裏之間的“歐加登戰爭”。尤其是在阿富汗,蘇聯先後兩次策動軍事政變,1979年12月又直接派兵占領了阿富汗,實現了對阿富汗的直接控製。
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蘇聯的解體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後,蘇聯經曆了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領導的兩個短暫時期。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開始了一個新的改革時期。
戈爾巴喬夫上台麵臨著嚴峻的形勢和挑戰:(1)在國內,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狀態。按照蘇聯官方的統計,蘇聯的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50年代為10.6%,60年代為7%,70年代為5.1%,進入80年代情況進一步惡化,1981年國民收入增長率僅為3.2%,1982年隻有2.6%。連續三個五年計劃未能完成,農業從1979-1984年連年歉收,浪費嚴重,勞動生產率低,經濟發展積累的問題日益增多;政治領域,權力過分集中,甚至集中於個人,致使官僚主義、腐化和特權問題嚴重,黨的威信急劇下降;意識形態領域,一方麵教條主義嚴重,思想僵化,另一方麵,資產階級思想潛移默化,泛濫成災,人們的思想十分混亂。(2)國際上麵臨各種壓力。由於長期的軍備競賽,大搞霸權主義。一方麵,國際威望下降,十分孤立,另一方麵,麵臨著被拖垮的危險。同時,蘇聯還麵臨著新科技革命的挑戰。為發展科技,1983年,美國實施“星球大戰”計劃;1985年,西歐實施“尤裏卡計劃”;1984年,日本實施《科技振興基本政策》。在世界主要國家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形勢下,蘇聯麵臨著發展科技的嚴峻任務和挑戰。另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對蘇聯形成了挑戰,蘇聯不改革則沒有出路。麵對蘇聯發展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戈爾巴喬夫決定對蘇聯進行全麵的改革。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1985年3月到1987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這一階段主要是改革的準備時期,需要統一全黨思想,改革方針主要是完善社會主義。主要是改進和完善蘇聯原有的經濟和政治體製,探索經濟改革和加速經濟發展的途徑。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否定原有的體製,還試想在這個體製內進行改革。對外則推行了新的緩和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1987年同美國達成了中導協議。而經濟改革方麵則沒有什麼進展。到1987年1月,蘇共中央全會最終就要不要改革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
2.1987年1月到1988年6月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這一時期的改革由經濟體製改革轉向了政治體製改革,對外政策則以新思維為指導思想。舊體製被打破,新體製未能建立,經濟體製改革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戈爾巴喬夫認為改革的根本障礙在於政治體製,於是將改革重點轉向政治領域。此時,開始全麵批判和否定蘇聯的傳統模式。1988年6月28日到7月1日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全盤否定了蘇聯傳統的政治體製,提出把根本改革政治體製放在首位;會議決定削弱和放棄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實行西方議會民主製;會議正式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並把它作為蘇共的奮鬥目標。這一時期的經濟改革沒有成效,經濟形勢持續惡化,而政治體製改革已經偏離方向,脫離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開始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