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文明曆史的古老大國，但是近代以來，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落伍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創了中華民族曆史的新紀元，為中國的外交揭開了新的一頁。建國50多年以來，我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開展多方麵的外交活動，逐步融入世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不斷提高，在促進人類的共同發展，維護世界和平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建國初期我國實行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新中國成立到50年代，中國外交的中心任務是：鞏固國家獨立，為恢複經濟和社會主義建設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
根據建國時國際上出現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尖銳對立，以及中國的狀況和所處的國際地位，毛澤東、周恩來等提出了執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三大指導方針，為新中國外交奠定了基礎。主要內容是：
（1）“一邊倒”。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在當時世界分為兩大陣營的特定曆史條件和國際環境下，新中國“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之內”，將發展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外交關係放在第一位；
（2）“另起爐灶”。就是同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徹底決裂，不自動繼承同舊中國的一切外交關係，不承認國民黨統治時期外國派駐中國的外交機構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外交關係；
（3）“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就是先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和勢力，再考慮具體的建交問題，按照新的原則與之建立平等關係。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將這些外交方針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根據這一方針，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堅決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了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有計劃、有步驟地處理了外國人在華興辦的企業、文教、衛生、救濟等機構，一舉鏟除了百餘年來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和勢力，鞏固了新中國的獨立與自主，並且為新中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開辟了道路。建國初期，我國對外關係發展很快。
首先是爭取得到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認，並與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1949年10月3日，中國同蘇聯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國家。接著，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鮮、波蘭、蒙古、民主德國、阿爾巴尼亞，先後同新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毛澤東於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訪問了蘇聯。2月14日，中蘇領導人在克裏姆林宮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等文件。中蘇簽訂的一係列條約和協定不僅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國際上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打破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封鎖和禁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後，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進行了全麵的合作。蘇聯對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提供了141個項目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後又增加了15項。1954年10月，中蘇兩國簽訂了科學技術合作協定。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是中國的最大的貿易夥伴。
中蘇兩國不僅在國內建設方麵相互支持、彼此援助，而且在國際問題上也相互支持，密切合作。蘇聯大力支持中國為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鬥爭。朝鮮戰爭爆發之後，中蘇兩國積極謀求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當中國政府派出誌願軍入朝作戰時，蘇聯向中國提供了武器裝備。中蘇在1954年舉行的日內瓦會議上，密切配合，達成了實現印度支那和平的決議。但是兩國兩黨間仍存在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蘇聯的民族利己主義以及蘇共的大黨主義，給兩國兩黨關係蒙上了陰影，為以後兩國關係的發展埋下了分裂的種子。這一時期，新中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也不斷得到加強和發展。
其次是中國積極爭取同一些民族國家，尤其是近鄰的民族獨立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爾在這個時期先後同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亞召開的亞非會議，提出並堅持求同存異方針，推動會議最終達成協議，會議通過的十項原則充分體現了1954年中印、中緬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神，成為發展中國家處理相互關係的準則。
另外，在和民族獨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同時，新中國也同西歐、北歐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建立了外交關係。1950年初，瑞典、丹麥、瑞士、芬蘭、挪威、英國、荷蘭等國家宣布承認新中國。經過談判，中國同瑞典、丹麥、瑞士、芬蘭於1951年建交。英國、荷蘭或因不願意與國民黨政府完全斷交，或不願意支持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席位，不能完全符合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條件，所以我國同他們在1954年隻建立了代辦級關係。
新中國剛剛成立之時，美國正處於它的實力巔峰時期，它從獨霸全球的戰略出發，千方百計想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裏，美國是中國的主要威脅。外交上封殺中國，不僅自己拒絕承認中國，而且還阻止其他國家承認中國，阻撓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席位。在經濟上，對新中國實行全麵的封鎖和禁運。軍事上遏製中國，對中國實行軍事包圍和武裝威脅，甚至將戰火燒到中國的家門口。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組織所謂“聯合國軍”侵略朝鮮，對中國東北地區構成安全威脅。同時，美國的第七艦隊侵入中國台灣海峽，加強對台灣的控製，嚴重損害了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它還片麵簽訂對日和約，重新武裝日本，和亞洲其他一些國家簽訂一係列針對中國的軍事條約，對新中國形成了一個月牙形的包圍圈。新中國針對美國的侵略政策和行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先是在朝鮮戰場上給美國以重創，最終迫使美國於1953年7月與中朝方麵簽訂停戰協定。1954年4月，在中國首次以五大國身份參加的日內瓦國際會議上，中國利用英、美、法的矛盾，解決了印度支那的前途問題，推動了旨在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內瓦協定的簽訂。
二、60年代我國的外交政策
60年代我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特點是，聯合亞非拉國家反帝、反修，特點是“兩個拳頭打人”，既反美，又反蘇。
50年代中期以後，國際形勢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方麵發生了越來越大的分歧，並引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廣大亞非拉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空前高漲。特別是60年代初期，非洲的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衝擊著新老殖民主義。中國領導人根據自己的力量和新的形勢，調整了外交政策，即放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提出依靠廣大亞非拉國家，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即反帝反修的政策。具體來說，有以下幾方麵。
（一）加強同亞非拉國家的關係
新中國是一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實現民族獨立的國家。新中國一成立就十分重視同廣大亞非拉國家的關係。到60年代末，同中國建交的國家有50多個，絕大多數是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特別是60年代初，同我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亞非拉國家就有20多個，形成了新中國外交史上的第二次建交高潮。中國同這些國家發展關係，采取了不同的方針。如同阿拉伯國家發展關係，我國采取善於等待、增進往來、多做工作、水到渠成、達成建交的方針。同非洲地區國家發展關係，中國考慮到這個地區出現的民族獨立高潮，采取了主動工作，既嚴肅又靈活的方針。對拉丁美洲國家發展關係，考慮到這個地區的特殊情況，我國確定了“建立友好聯係，發展經濟文化往來，多做工作，廣交朋友，逐步走向建交”的方針。1960年，中國同古巴外交關係的建立，打破了拉丁美洲地區同中國沒有建交國的曆史。中國同廣大的亞非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之後，雙邊關係得到順利發展。
為加強同亞非拉國家的關係，從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組成高級代表團進行了三次大麵積的出訪。1956年11月18日至1957年2月5日，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應邀出訪了歐、亞的越、柬、印、緬、巴、蘇、波、匈、阿、尼、錫等11個國家。總計出訪時間80天，行程5.4萬多公裏。這次訪問是在“波匈事件”、“蘇伊士運河事件”剛剛發生之後不久，中國人民“抱著尋求友誼、尋求和平和尋求知識的目的出訪這些國家”。中國領導人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進行了親切、誠摯和友好的會談，並發表了聯合公報。這次訪問，對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增強雙方的了解和信任都起了積極的作用。1960年4月13日至5月14日，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先後出訪了緬、印、尼、柬、越、蒙等六國。這次訪問表明中國奉行睦鄰友好政策，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係。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來率團訪問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加納、馬裏、幾內亞、蘇丹、索馬裏等10個非洲國家。2月14-29日，周恩來又訪問了緬甸、巴基斯坦、錫蘭。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領導人出訪國家最多的一次，是中國同亞非國家發展友好關係的又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在訪問中，周恩來提出了處理同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關係的五項原則和對外經濟援助的八項原則。這些原則是中國外交理論和實踐的結晶，是中國處理同第三世界國家關係的具體準則。
這一時期，中國還同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爾、緬甸簽訂了邊界條約或協定，解決了若幹曆史遺留問題。
（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
中蘇兩國是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主體力量，兩國關係的發展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但自從赫魯曉夫上台後，蘇聯大國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日益膨脹，試圖迫使中國將自己的外交政策納入蘇聯全球戰略的軌道，開始不斷對中國施加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麵的壓力。1958年，赫魯曉夫向中國提出了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等有損中國主權的無理要求；1959年6月，單方麵取消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同年9月，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公開偏袒印度；1960年6月，蘇聯撕毀了中蘇之間的250多項合同和協議，並撤走了全部在華的13900名專家；同時，蘇聯在中蘇邊境地區集結重兵，挑起邊界事端，製造流血事件；1969年3月發生的“珍寶島事件”及隨後接連發生的武裝侵犯我國新疆和黑龍江邊境事件，使得中蘇邊境形勢十分緊張，兩國關係幾近破裂。麵對蘇聯對我國安全的嚴重威脅，我國展開了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鬥爭。
中國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受製於中蘇之間的關係。在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國同大多數東歐國家的關係隨之疏遠，政治關係處於低水平狀態，經濟交往減少，人員往來幾乎中斷。隻有阿爾巴尼亞站在中國的一邊，兩國關係曾有一段不同尋常的發展。
（三）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
這一時期，美國仍然執行反華政策，繼續包圍和封鎖中國，在台灣海峽地區唆使蔣介石集團進行挑釁活動，叫囂“反攻大陸”。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美國也公開支持印度同中國作戰。1965年，美軍在越南南方登陸，同時空襲北方，美國軍用飛機多次入侵中國邊疆上空，並揚言威脅中國。中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中國人民將堅定不移地支持越南人民，把反對美國侵略者的鬥爭進行到底。由於越南堅持抗美救國的鬥爭和中國支持越南的堅定立場，美國擴大越南戰爭的圖謀受到了一定製約。1970年4月末，當美國向越南戰場的側翼柬埔寨發動軍事入侵時，毛澤東主席又發表了《五·二〇聲明》，發出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號召。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段時期，中國同日本與西歐國家的關係有一定程度的發展。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了聯合公報，宣布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法國是西方大國中第一個同我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國家，這是中國加強同西歐國家關係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美國孤立中國政策的沉重打擊。對日本，中國通過大力推行民間外交，增進了兩國人民的交往和友誼，為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奠定了基礎。
60年代，中國外交的特點被概括為“兩個拳頭打人”，既反美，又反蘇。中國頂住了來自蘇美兩個大國的壓力，聯合廣大亞非拉國家，在維護自己的主權和利益，推動世界和平方麵做出了重大貢獻。
三、70年代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與對外關係的突破
進入70年代後，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激烈爭霸和其他多種力量迅速發展的局麵。美國先是深陷於越南戰爭，後又為“戰爭後遺症”而困擾，國內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不斷發生，大大牽製了美國在國際範圍內的活動能力。而蘇聯在不斷縮小與美國經濟實力差距的同時，軍事力量有了增長，在爭霸中出現了蘇攻美守的局麵。與此同時，蘇聯的霸權主義則構成了對中國安全的嚴重威脅，蘇聯不但在中蘇、中蒙邊境地區加強了軍事部署，而且支持越南侵柬反華，還出兵阿富汗，從北、中、西三方麵構成了對中國的軍事包圍。針對這種局勢，中國政府及時調整了自己的對外政策。當時中國調整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是針對蘇聯對中國造成的嚴重威脅，聯合國際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反對霸權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為此，中國在堅持根本原則的前提下，重點改善了與美國、日本、西歐等西方國家的關係，對我國對外關係的大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從實際出發，改善了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中國外交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這一時期外交的特點被概括為“一條線、一大片”。
（一）調整中美關係，實現了兩國關係正常化
當時的美國為了對付蘇聯的爭奪，不得不調整外交政策，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謀求對華關係的改善，聯合中國，共同對付蘇聯。1969年1月，尼克鬆入主白宮後，一再表示要同中國友好，宣布放寬對中美之間的人員往來和貿易交流的限製，並主動找渠道向中國傳遞信息，願來中國訪問。1969年12月8日，毛澤東主席在同美國朋友斯諾談話時，明確表示歡迎尼克鬆總統訪問中國。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來華，成為打破中美關係僵局的契機。1972年2月，尼克鬆總統訪問中國，中美發表了《上海聯合公報》，標誌著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開始。此後，中美雙方加強了一係列推動關係正常化的舉措，接受了中國政府提出的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三原則，即美國政府與台灣斷交；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一切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廢除美蔣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最終，中美兩國於1978年12月16日發表了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宣布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建立外交關係，並於3月互派大使和建大使館。中美建交是中美關係史上重要的裏程碑，為中美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方麵的互利合作奠定了基礎。
（二）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府曾長期追隨美國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美國率先緩和同中國的外交關係，搞“越頂外交”，對日本衝擊極大，引起了日本朝野強烈反響。1972年7月田中角榮擔任首相後，宣布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作為首要任務，並於同年9月斷然決定訪華。田中首相在訪華期間與中國領導人舉行多次友好的會談，並接受了中國政府的三項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中日兩國政府簽訂聯合聲明，宣布結束兩國關係的不正常狀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1978年8月，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進一步加強了雙方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友好合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