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陝西省委副書記、省長

偉大的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中,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不僅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的血脈和精神的紐帶,而且對人類社會的進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尊為人文初祖的黃帝及其所在時代創造的文化,在中華文明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並不斷地肇啟著後世。正如毛澤東在1937年祭黃帝陵文所頌:“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聰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盡管歲月流逝已遠,但幾千年來黃帝所創造的文明,始終是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是滋養一代一代中華子孫的精神營養。司馬遷在追述中國古代文明發展時,就充分肯定了黃帝的獨特曆史地位,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將黃帝列在首位。中國曆代都通過祭祀黃帝陵等各種方式,表達後人對始祖黃帝的追思與尊崇。在堅持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更加關注民生,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進程的今天,進一步深入研究和弘揚黃帝文化,對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尤其是對於凝聚民族情感、增強民族團結、促進祖國統一,具有重要意義。

陝西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曆史文化以完整性、豐富性和至高性聞名於世。在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進程中,陝西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要依托黃帝陵在陝西並由此所形成的諸多黃帝文化資源,深入研究黃帝文化和黃帝精神,更加深刻地認識其曆史意義和現實價值,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煥發出新的時代光彩,進一步成為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和海內外華人共同的精神寄托。

地處陝西中部的黃陵縣,是黃帝陵寢所在地,曆朝曆代的祭祀黃帝大典都在這裏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中,黃帝陵被列為古墓葬第一號,號稱“天下第一陵”。多年來,黃陵縣在黃帝陵的保護與建設方麵,在黃帝文化的研究方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最近,他們組織編寫出了長達16卷800多萬字的《黃陵文典》叢書。其中既包括文物、政論、文論、人物等卷目,又包括相關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文藝作品。完成這樣一項巨大的文化工程,表明黃陵縣的同誌們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決心和勇氣。它至少有三方麵的貢獻值得肯定:一是整理挖掘了一批可貴的資料資源,為人們進一步研究和挖掘黃帝文化,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文本;二是集中展示了黃帝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對全方位認識黃帝文化的巨大魅力和精神價值,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三是對於進一步加強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運用多種方式宣傳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相信這套叢書的出版,不僅會對推動黃帝文化的研究乃至繁榮發展民族文化產生有益的影響,而且將對宣傳黃陵、宣傳陝西,推動陝西文化建設起到積極作用。

我還要說的是,從序言的角度,張豈之先生的《黃陵文典》序已是盡善盡美之作,他作為一位曆史學家所論所述本身就是這部文典的扛鼎之作,我之所以也要寫上幾句話,主要是黃陵縣的同誌執意要我題詞,我難以推辭,寫了這篇短文,表明我的態度和想法,盡到我的一份心力和責任。

2008年3月

張豈之

《黃陵文典》編纂委員會的同誌幾次登門相約,誠懇地請我為該套叢書寫篇序言。因為長期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習慣和興趣,我樂於支持宣傳中華民族精神和普及優秀傳統文化的社會公益活動,在這裏多寫幾句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話。

在曆史上,黃帝時代是中華文明開創的時代,黃帝被後人尊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現在每年都舉行黃帝陵祭祀。有關部門一直很重視每年的黃帝陵公祭活動,認為這對繼承、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有重要意義,希望在祭祀禮儀上有所改進,讓參加祭禮的人,以及那些觀禮的人,都能真正地受到一次“慎終追遠《論語·學而》。”的教育,將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團結統一的精神加以發揚。

祭祀禮儀,實際上產生於我國古代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中國宗法社會最早的祭祀形式,它長期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

大約在黃帝時代,祖先崇拜的喪葬儀式和祭祀活動已經出現,仰韶文化可以作為代表。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而得名),主要分布於黃河流域的河南和陝西關中(西安半坡遺址是其代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甘肅東部等地,是目前所知中國新石器時代較早的一種文化,距今約七千年到五千年。從目前已發掘的兩千餘座墓葬可知,當時的氏族已有公共墓地,對老人和女性實行厚葬。甘肅馬家窯文化(因最早在甘肅省臨洮縣瓦家坪馬家窯發現而得名)花寨子墓地地巴坪58號墓,墓主係中年女性,隨葬彩壺、彩罐、彩甕等17件,骨珠205顆,這些隨葬品反映了婦女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即使在死後的靈魂世界也受到較好照顧。同時,神像祭祀也開始出現,大約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因首次發現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紅山後而得名)可以作為代表。在遼西牛河梁(今遼寧建平、淩源兩縣交界處)發現女神廟和女神塑像,其中一尊女神頭像,專家鑒定為5000年以前蒙古人種女性。

進入父係氏族社會後,對男性祖先的喪葬祭祀,逐漸成為祖先崇拜禮儀的重心。特別是對男性家長的祭祀,喪葬隆盛,喪儀繁瑣,祭祀規範,如孔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祖先崇拜逐漸與日常風俗習慣相融合,成為後來儒家生活禮儀製度的曆史根源。夏朝時,祖先崇拜禮儀繼續發展。孔子就感歎說:“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論語·泰伯》。在孔子看來,大禹自己平時惡衣惡食,卻華冠美服、隆重地進行祭祖活動,崇敬祖先,令人敬服。到商朝時,原始的祖先崇拜發展為宗廟祭祀製度,其中,祭祖是最重要、最隆重的活動。從殷墟甲骨卜辭可見,殷人卜問的對象有天神、地示和人鬼三大類。所謂人鬼,主要指的就是“先王”、“先公”等殷王的祖先。周朝統治者繼承、發展了商代的祖先崇拜禮儀,同時增加了其中的人文因素。他們將殷人的“上帝”觀念改造成為以“天”為中心的信仰,將“天”當作自己的最高祖先來崇拜,周王被認為是“天子”。在王位繼承製度方麵,周公廢除了商朝的製度,采用嫡長子繼承製。周王的嫡長子繼承王位,其餘諸子則被分封到各地為諸侯,拱衛京師,這又為祖先崇拜提供了更完善的政治製度基礎。周朝時,祖先崇拜等禮儀更加規範化,“禮”受到特別重視,祭祖製度相對成熟,儒經中的《儀禮》、《周禮》、《禮記》對周人的宗教禮儀製度有詳細的記述。按照宗法製度規定,嫡長子才有祭祖的特權。祭天是周天子統治國家的象征,也是周天子祭祖的重要形式。所以《禮記·王製》說:“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周人的這種祖先崇拜格局,在後來各朝代基本上都得到了延續。

祭祀在古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禮記·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記·祭統》。意思是說,治理國家,最急迫的事情是製禮行禮,而各種禮儀中,祭祀又是最重要的禮儀活動。這就說明了祭祀活動的政治意義。《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指宗教祭祀,“戎”指軍事活動。不僅在周朝,而且在整個中國古代,宗教祭祀禮儀都是國家大事之一。

古人祭祀的對象有上天、大地、社稷、祖先等,重視祭祀祖先,是中國古代祭祀禮儀不同於西方宗教禮儀的顯著特色之一。中國古人為什麼那樣重視祖先祭祀呢?孔子的弟子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慎終”指周人所謂“凶禮”,“追遠”指周人所謂“吉禮”。在曾子看來,這兩種禮的實施,有助於培養宗法社會成員的品德,加強宗族內部的團結,維護宗法社會的穩定。這是一種基於親情的道德教化,並非對神靈的膜拜。

古人不隻是從政治角度看待祭祀禮儀的重要性,隨著古人理性思維的發展,他們也從生命甚至世界來源的哲學高度把握祭祀的意義。戰國末年荀子已經明確提出:“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荀子·禮數》。荀子認為,“禮”(各種製度)有三個根源:天地、先祖和君師,他們分別是生命、人類和國家治理的來源。“禮”就從這三個根源的追尋和尊重中產生出來,而“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則是“禮”的主要內容。其中,敬天或事天,是上天崇拜,尊先祖或祭祖,是祖先崇拜。後來成書的儒家經典《禮記》,繼承了荀子關於“禮”的上述思想,這就在後來的祭祀禮儀中保留了祖先崇拜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