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慚愧，小時候我不是個好戰士。
1945年秋天，我在敵工部門當通信員。首長對人嚴厲，我很受拘束。舉例來說，我跟首長住裏外屋，他住裏間炕上，我在外間用門板搭鋪，他睡得晚，每天都叫我先睡。有天我躺下後還沒睡著，他出來把我脫下的軍裝拿起。我翹起頭往裏間屋一看，他竟在燈下幫我抓虱子。我正不知道該怎麼辦，他猛地一拍桌子叫了起來：“別睡了，起來洗衣裳去！軍裝穿這麼髒，虱子滾成蛋了，你是抗日軍人還是地主羔子？真給我丟人！”我滿心感激變成一肚子委屆，盡管困得兩眼發直，還是撅著嘴起來洗衣裳。
首長是單位裏唯一結了婚的人，愛人姓張，在地方上當區婦救會主任，厚道溫和，她一來我就得到了解放，不僅可以搬到文書、幹事們屋裏住，晚上跟他們玩撲克“吹牛”，白天的雜活也少了許多。除去傳達命令跟打飯，別的事不用我再動手，刷碗，掃地，烤煙葉，她全包了，她洗衣服時連我的軍裝一塊兒給洗，比我自己洗得幹淨。
陰曆七月初七，牛郎會織女的日子她來了。首長說：“後勤部通知咱們去領鞋，下午你跑一趟。”我如同接到了放假令，連蹦帶跳就離開了駐地。後勤部離我們村十裏路，中間隔著兩個村莊，兩村各有我一個朋友。一個村裏是修械所，有個工人跟我一同在日本當過華工，回國後逃出虎口參加革命，分配在修械所工作。他在日本給“旋盤工”打過下手，多少懂點技術，到了這兒竟被視作技術工人，正常供給之外還發他一份技術津貼。跟我相比他就成了老財。有機會我也就毫不客氣地找他打牙祭。另外一個村駐著警衛連，相距不到兩裏，早晨我常出來看號兵們吹號，跟號兵小吳成了朋友，中午人家午睡，我倆就弄根木杆纏上點蛛網到樹上粘吉鳥，下河摸魚。不幸偷老鄉蘿卜時，被人發現，回來挨了頓狠批，近日斷了往來。我決定先公後私，先去領鞋，回來時順路看這兩個朋友。
我到後勤部時已經下午兩三點鍾，正碰上領導幹部們急急往司令部走。我找到管理員，他指著我的鼻子說：“別的單位都領完了，你怎麼才來？再晚一會你就不用領了。”我說：“你也就是吹吹，敢扣我們的鞋？連首長的一塊扣？”他說：“首長們去開緊急會，八成有任務。一打包裝馱了，你上哪兒領去？”屋裏有一堆鞋，他叫我自己挑。都是大號，首長好辦，可挑不出我能穿的。管理員不耐煩，扔給我一雙說：“找房東大娘大嫂給你後邊縫上一道，前邊再塞點棉花不就完了嗎。紅軍光著腳還過草地呢！”
管理員是老資格，跟他沒價錢講，隻好拿了鞋到修械所去。
我不知別處有沒有這樣的修械所！一沒有電，二沒有蒸汽機，機器轉動全靠一匹騾子。院子裏挖了個坑，坑口平裝個鐵輪盤，騾子像推磨那樣拉著輪盤繞圈子，屋裏的天軸就跟著轉。天軸上的皮帶又帶動全屋的車床轉起來。我相信這是我們中國的又一大發明。進院時那騾子正站在原地打瞌睡。我撿根樹枝朝它屁股上捅了一下，它甩甩尾巴邁開步了，就聽到屋裏喊道：“誰這麼討人嫌？”隨聲就跳出一個人來，正是我那位朋友。他見是我，搖搖頭說：“這也是鬧著玩的嗎？不招呼一聲就發動，出了事故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