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福建仙遊出了兩個姓蔡的名人，一個是蔡襄，另一個就是我——蔡京。今天，家鄉人以蔡襄為榮，經常把他的名字掛在嘴邊，見人就說咱縣出了一個大書法家蔡襄。對於我，他們似乎很忌諱，一提到蔡京便閃爍其詞，好像我給家鄉丟臉似的。其實，我和蔡襄既是同鄉，也是同時代人；若論書法成就，蔡襄並不是我的對手。眾所周知，北宋時期有四大書法家——蘇、黃、米、蔡。蘇，蘇東坡也；黃，黃山穀也；米，米芾也；蔡，蔡是誰？不是蔡襄，而是蔡京。
就算蔡襄書法比我好，也沒什麼了不起。書法，畢竟是雕蟲小技。字寫得再好，也就是寫字而已，除了供閑人欣賞外，還有什麼意義？在這個世界上，拿書法很當一回事的，恐怕隻有中國人。人生在世，如果把聰明才智隻用到寫字上，即使像蔡襄那樣成了書法家，也是非常可悲的。我始終認為，男子漢大丈夫，應該當大官做大事。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仔細想來，我覺得我的一生還算成功。能夠四度出任宰相，把持朝政二十餘年，這在曆史上並不多見。
當然，作為一個讀書人，想要混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必須精通為官之道。否則，便像李白那樣，哪怕才高八鬥，哪怕抱負遠大，也隻能在翰林院待上一兩年，就讓人掃地出門了。經過多年的曆練，我感悟到，為官首先要善於權衡利弊，適應形勢。神宗在位的時候，王安石當權推行新政，我堅決支持變法；哲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後高氏掌權，她起用司馬光為首的反變法派，我便站到司馬光那一邊；哲宗親政之後，那些改革派重新控製朝政，我又轉向支持變法。如此反複，也許有人認為，你蔡京是機會主義者，像一根牆頭草，風吹兩邊倒。不能簡單把人比喻為牆頭草，官場上最講究站隊問題，換句話說，也是跟風的問題。形勢總在發展，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因此，要想在風雲變幻的形勢下作出有利的抉擇，必須具備敏銳的判斷力和卓越的應變力。跟風跟得好，好風能借力，送你上青雲；跟風跟錯了，肯定會摔跟頭，不是鼻青臉腫，就是頭破血流。跟風固然重要，僅僅會跟風是不夠的。官場險惡，稍不留神就會被人算計。可不是，徽宗即位之初，諫官陳瓘等人居然彈劾我，害得我丟了官，跑到杭州閑居起來。
在杭州閑居的日子裏，我成天埋頭寫寫畫畫，表麵上悠閑自在，心裏卻尋思東山再起。一旦遇到挫折，就要學會忍耐，待時而動，這也是必不可少的為官之道。因為官場險惡，不是所有人都一帆風順。閑居不久，便聽說宦官童貫到杭州為皇上辦事，我趕緊與童貫取得聯係，摸清皇上喜好哪些東西。於是，我幫童貫出謀劃策，把杭州民間收藏的幾件珍貴字畫弄到手，這些珍品讓皇上異常驚喜；與此同時，我還讓童貫把我的書畫作品帶進宮廷，最好的奉獻給皇上禦覽，其他的饋贈皇上的妃嬪、近臣和宦官。果然，這一招很有效，皇上特別欣賞我所畫的屏風和扇帶，宮廷內外都熱衷於收藏我的書畫。經過童貫等近臣大力推薦，皇上決意起用我，罷免韓忠彥和曾布兩人的相位，讓我一人獨任宰相。
盡管是獨相，可上頭還有一個皇上。要穩固相位，必須依照皇上的意頭行事。我知道，徽宗皇帝有意恢複其父神宗的改革舉措，才任命我為宰相。因此，我打出輔佐皇上“上述父兄之誌”、恢複“新法”的旗號，竭力展現一副改革派人物的姿態，向朝野表明我才是王安石變法的真正繼承者。其實，我對推行新法沒多大興趣，之所以把自己標榜為改革派，完全是為了迎合皇上的聖意。至於皇上為何熱衷推行新政恢複“新法”，恐怕意在“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出幾個大動作，以便給天下人樹立一個有所作為的形象。依我看，就變法與書畫而言，後者更讓皇上感興趣。不過，既然當了皇上，就要作出皇上的模樣。
作為宰相，僅靠皇上支持是不夠的，還必須打擊一批，拉攏一批，以鞏固自己的勢力。上任不久，我就鼓動皇上發布了一道禁止元祐法的詔書，由此揭開了清理元祐奸黨的序幕。所謂元祐奸黨，就是在哲宗元祐年間把持朝政的大臣，像司馬光、蘇東坡和陳瓘等人都屬於元祐奸黨。那些元祐奸黨，大多反對王安石變法，也對我蔡京不感冒，總是跟我過不去。為了掃除障礙，活著的元祐奸黨一律要清理出朝廷，去世的元祐奸黨也要肅清他們的影響，對於他們的後裔和著作不能隨便放過。凡是奸黨的兒子或親戚，就是參加禮部考試入選了，也得取消他們的功名；凡是奸黨的文集，都得焚燒不能在市麵上流行，像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要不是神宗皇帝為它寫過一篇序文，也得付之一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