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雪片在街上消融。雖然落地即化，但和下雨仍不一樣。雪片悠揚，深思性的片絮如羽滑落。馬路像黑色的岩石閃閃發亮，出租車濺起噴泉式的髒水。而馬路兩邊的土地上，積雪埋伏。它們為什麼不化呢？春雪怕冷，聳著腰擠在一起，蓬鬆晶瑩。
樹們知道這就是春雨，變成雪隻是多一些典禮的意思，沒有北風，沒有冬日的肅殺。空氣裏甜絲絲地傳出了樹籲出的氣味，春雨化妝成雪一個接一個跳下來。落在樹杈上的雪，一會兒就像鳥糞一樣“啪唧”掉下來，使行人向上怒目。我覺得樹的身體裏麵，一致回響著維瓦爾弟《四季》的《春》。在一九八七年意大利克裏莫納的音樂節上，阿卡多用四把不同時期的史特拉底瓦利小提琴演奏四個季節。還有一個豪華的版本，斯特恩、祖克曼、敏茨和帕爾曼分別演奏春夏秋冬，極其揮霍。這說明誰都知道四季是四個不同的季節。春天和冬天的區別是什麼？這就像斯特恩和帕爾曼的區別一樣。當然這不意味著和生命力的不同，而是理解與詮釋的多樣。
樹們的“春天”是由樹演奏的。這四把小提琴分別是楊樹、柳樹、碧桃樹和桑樹。它們木質不同、音色也不同。樹那張開的手臂，多像執琴的姿態。它們用不同姿勢站立在桑園裏，交換眼色。在暮色來臨的時刻，街車的燈光裏有雪花鑽入，窗外黑白斑駁，如同目睹一幅俄羅斯的油畫。
維瓦爾弟是一個神父。晚年他在教堂主持彌撒曲的時候，匆匆忙忙走出，到自己的房間記錄腦子裏湧出的樂思，因此受過宗教法庭的審判。維瓦爾弟神父是個喜歡誇飾的人，說創作一首協奏曲比抄一遍更快。神父說自己有九十四部歌劇，但一般認為他隻有四十多部。有一種說法稱他患有胸腔疾病不適合神職工作，譬如念誦讚美詩。但更令人信服的說法是他出於經濟方麵的考慮放棄神職而專心於音樂。在巴洛克音樂時期，一個受歡迎而且勤奮的音樂家的生活絕對經得起揮霍。他經常長途跋涉，監視自己新作品的初演，譬如前往羅馬、維也納，甚至到阿姆斯特丹。他在一生中的四十年中，在威尼斯的一家女童孤兒院任職，每月寫出兩首以上的彌散曲，收取酬金。這些女童是失去雙親或由於私通而被遺棄的孤兒。由四十多名孩子組成的管弦樂團和合唱隊，是維瓦爾弟音樂最初的傳達者。她們身穿白袍，頭戴石榴花。她們歌唱，拉小提琴或吹巴鬆管。
和這些天使般的孩子們在一起，即使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會重新聽到上帝的聲音。和這些小音樂家相處四十年，一個人所具備的美好情感會像泉水一樣汩汩而出。所謂美好的情感無非是愛與仁慈。我不知道仁慈與愛有什麼區別，但放在一起說，似更寬厚。有這種情感的人不妨乖張一些，鋪排一些。斯特拉文斯基暗示維瓦兄弟的四十多首協奏曲是由一首改編的，維瓦爾弟的確可以由五天時間寫出一首協奏曲。但這都不曾妨礙他的音樂的美妙。在某種情形下，音樂史家把維瓦爾弟列入優秀的古曲音樂大師行列似乎有些猶豫。維瓦爾弟的音樂在他死後三百年間無聲無息，好像到了二十世紀才開始複活。和柴科夫斯基一樣，他的協奏曲更像電影音樂，或者說電視節目的欄目開始曲。而他創作的勤奮，和大多數古典音樂家一樣，是為了錢，而有了錢之後的景象是日日宴筵，夜夜笙歌。帕格尼尼的許多作品由於抬價過高而無法出版，也就是說失傳了。為了錢而創作，為了奢華而賺錢，一生寫幾百部作品，也許是中國藝術家所不能理解。在某些“藝術家”的腦子裏，錢雖可愛，卻是藝術的敵人。不僅錢是藝術的敵人，富裕的生活、眾多的作品都是藝術的敵人。現世的享樂和創作就這樣可笑地僵持著。仿佛一有錢，藝術家純潔的本性會像剛出土見風的貴婦人屍體一樣朽爛變色、惡臭難聞。
在士與農，或官與商的古代中國社會階層的對位中，其實從來沒有文人的地位，而藝人幹脆是市井階層的附庸、倡優之流。所謂“文人”在過去是對官的半成品的一種委婉的指謂，在讀書與從政這一條傳送帶上，文人是即將人爐燒製的磚坯。成則仕，不成則廢。它從來不是一個階層，也不具備在社會上生存下來的經濟基礎。對已經從政的文人來說，詩人是一個點綴，文人身份成為風雅的包裝。而對未仕的讀書人來說，被人們指為“文人”，庶與廢人無異。這意味著極為辛酸的生活，以及毫無價值的人生。
在很大意義上，中國古代文人的地位在人們視野裏的提升，是由於五四運動之後重編的文學史的緣故。在本世紀初，中國人感受到沒有大學的恥辱，辦學的人則感受到沒有文學史的恥辱。十二世紀末，巴黎大學已具雛形，再晚，牛津大學已開始運轉了。至五四，當時的人們甚至不知文學史應該從哪裏編，魏晉還是漢唐。人們所看到的從春秋與詩經開始的文學史，實在是許多人絞盡腦汁的成果，這是在《四書》、《五經》之外重新建立的另一種文化傳承體係，是石破天驚之作。在本世紀初，為學堂而編纂的石破天驚之作還有很多，如《中國化學史》，將道士煉丹的行跡配方湊合成書，終因太荒誕以及與現代化學毫無關係而作罷。當李杜與唐宋八大家在文學史安穩下來之後，他們已經有了官方的色彩，成為傳統。已經死去的封建文化終於又活了過來，對新一代的讀書人形成威壓，並被要求成為他們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