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與飲相配合，飲品中最受重視的是酒。
酒的種類繁多，風味各殊，其最本質的成分是都含有酒精即乙醇。酒精是大自然的賜予，含糖分的水果隻要經過酵母菌的分解作用就能生成酒精。唐·蘇敬《新修本草》說，作酒用曲，“而蒲桃、蜜等酒獨不用曲”。不用曲的自然發酵之果酒在原始社會中已經出現，人類隻有通過它才第一次接觸到酒精，所以這個階段必不可少。《淮南子·說林》中有“清醠之美，始於耒耜”的說法，以為最初的酒就是糧食酒；這在認識上是不全麵的。
進而，古人又將穀芽—糵用於釀酒。甲骨文中記有糵粟、糵來。糵來即麥芽，它含有豐富的澱粉酶。將麥芽與穀物一同浸水，可使澱粉糖化、酒化，再過濾而得醴酒。不過它的酒精度很低。《呂氏春秋·重己》高誘注：“醴者，以糵與黍相體，不以曲也。”《釋名·釋飲食》：“醴，體也。釀之一宿而成，體有酒味而已。”這是一種味道淡薄的甜酒。雖然，當時的人對酶不可能有清楚的認識，但在釀造過程中總會感覺到它的存在。於是進而在蒸煮過（即已糊化）的穀物上培養出能產生酶的真菌—曲黴，製出酒母，也就是蘇敬所說的曲。晉·江統《酒誥》：“有飯不盡，委之空桑。鬱積成味，久蓄氣芳。本出於此，不由奇方。”幾句話已道出了製曲的由來。有了曲，糧食酒遂正式問世。《尚書·說命》：“若作酒醴，爾惟曲糵。”就是對這項新技術的讚揚和肯定。糧食酒不僅打破了自然發酵的果酒之季節性的限製，而且味道比原始的果酒和醴更加醇厚。不過用穀物造酒，須先經過酒曲的糖化作用，使澱粉分解為簡單的糖，再經過酵母作用產生酒精。這一微生物發酵的機製是相當複雜的。而且酒的香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此過程中所產生之適量的醛和酯；這些東西多了不行，少了則乏味。如果不是利用在自然發酵製果酒的階段中積累起的經驗，要一下子發明用糧食造酒的技術，恐怕是難以想象的。
在商代，醴是淡酒，鬯是香酒。鬯酒又名秬鬯；秬是黑黍，鬯是香草。《說文》：“鬯，以秬釀香草，芬芳條暢以降神也。”從古器物學的角度講，以鬯酒為指標，使我們意識到這時最高級的酒器乃是卣。甲骨刻辭中有“鬯一卣”（《滬寧》3.232）、“鬯三卣”（《甲編》1139）、“鬯五卣”（《戩壽》25.9）等記載，這和古籍中的提法如“秬鬯一卣”（《尚書·文侯之命》，《詩·江漢》）、“秬鬯二卣”（《尚書·洛誥》）相一致。故《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孔穎達疏引李巡曰：“卣，鬯之尊也。”鬯是當時的頂級美酒，其專用的酒器自應有較高的身價。但問題是，通常被稱為卣的壺狀容器，乃由宋人定名；存世之所謂卣，銘文中從無自名為“卣”者。所以卣究係何物，仍是一個未解之謎，今後尚須加意探研。此外，爵也特別值得注意。河南偃師二裏頭所出夏代銅爵，前麵的流平直伸出，特別長；甚至還有帶管狀流的。在一般印象中，爵用於喝酒；其實不然。拿嘴對著這麼長的流喝酒，其不便自不待言；更不聞古人有口銜管狀流喝酒的習慣。況且爵本用於盛鬯酒。《說文》說，爵“中有鬯酒”。鬯酒是拿來敬神的。所以《禮記·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祭祀中行禮時，爵裏的鬯酒要澆灌到地上，即所謂“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禮記·郊特牲》正義）；“使酒味滲入淵泉以降神也”（《論語·八佾》皇疏）。灌地用帶流之器自然比較方便。並且爵還有三條細高的足，係用於加溫。二裏頭出土的銅爵，有的器身瘦長，下接向外膨起的假腹，呈覆盂狀，上麵開有四個出煙孔。加溫時，這種構造便於攏聚熱量，吸引火勢，使爵中的鬯酒迅速沸騰，冒出蒸氣。一般銅爵上雖將這一部分簡單化；但裝有細高之三足的銅酒器，大抵均可用於加溫。古人認為神雖不飲食，然而喜歡嗅香味。《尚書·君陳》孔傳：“芬芳香氣，動於神明。”以香氣享神稱為歆。《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杜預注：“歆，享也，使鬼神享其祭。”《說文》：“歆，神食氣也。”《詩·大雅·皇矣》孔疏：“鬼神食氣謂之歆。”特別是鬯酒，蒸發出來的味道更濃烈，鬼神更樂於享用其“芬芳條暢”之氣。升歆灌地，上下交泰，所以盛鬯酒的爵是祭祀中重要的禮器，不是飲器。但《禮記·玉藻》中曾說，“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後表現如何，“受二爵”、“受三爵”後表現如何等等，會使人誤以為君子是在用爵飲酒；其實不然。因為這裏強調的乃是量的概念，而爵正有這方麵的含義。《考工記·梓人》：“爵，一升。”《儀禮·士昏禮》鄭玄注：“一升曰爵。”所以“受一爵”即飲一升的酒量，隻是換了個說法而已。不過古文獻在描述飲宴時也曾提到用爵，這是因為爵乃“酒器之大名”（《詩·大雅·行葦》孔疏）。上古時執以就飲之器多為圓口深腹的觚，它和爵的形製本相去甚遠。但《儀禮·大射儀》胡培正義引韋氏曰：“爵者，觚、觶之通稱。”所以盡管有時字麵上說用爵，其實指的是別的器皿。然而在這種語境下，爵終於成了飲酒器的代表。後世乃將爵口改造成近橢圓形，出現了真正當作飲器用的爵杯。但它和先秦的爵已經完全不是一碼事。
關於銅爵的起源，我國學者多認為是從河南龍山文化的陶爵發展出來的。但美國哈佛大學的L.G.胡博以伊朗南部沙赫達德出土的帶流器為據，認為雖然不能找到它和中國銅器的關聯，卻可能是中國爵的“原型”。然而由於社會習俗大不相同，古代西亞不曾有先秦之歆灌的觀念，完全不具備製出這類禮器的前提。何況沙赫達德之帶流器是紅銅錘成型，與二裏頭鑄造的青銅爵判然有別。用途迥異，形製不侔、工藝懸殊且全無關聯之萬裏雲霄以外的一件器物，怎麼能成為中國銅爵的“原型”呢！其說也未免太不講邏輯了。
既然爵不是飲器，商周時又用哪種器物飲酒呢？看來正是上麵說的觚。《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稱：“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即用觚飲酒。故《通鑒·晉紀四十》胡三省注遂徑稱：“觚，飲器。”觚有細高型的和粗矮型的；細高型的雖然顯得典雅尊貴，但粗矮型的用起來似乎更方便。基本造型與後一類相近者，在七千年前興隆窪文化的陶器中已經出現，在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也有，並為王灣三期文化及二裏頭文化所沿襲；甚至遠在江漢平原之四千年前的石家河文化中也能看到它的蹤跡。說明在我國從北到南之新石器時代諸文化中，此類器物頗不罕見，所以為繼起的商周青銅矮觚所取法。但英國牛津大學的J.羅森卻認為西周矮觚和西方的“聯係十分明顯”，說“這種器物的原型發現於高加索地區的馬裏克”（《祖先與永恒》第437頁）。高加索地區的晚出之物，竟成了此前行世已逾數千年之久的中國觚的“原型”；亦令人不知所雲。
冒著蒸氣的熱酒用於敬神，那麼通常飲用的是不是涼酒呢？看來正是如此。《楚辭·大招》：“清馨凍飲，不啜役隻。”王逸注：“凍猶寒也。醇之酒，清而且香，宜於寒飲。”湖北隨州戰國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冰鑒中固定著貯酒的方壺，說明喝的是涼酒。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論古宮室、衣冠、飲食不與今同》指出，古酒“新釀冷飲”。自是其讀書有得之見。
及至漢代，貯酒用甕、用壺，盛酒則用桶形或盆形的尊。山西右玉出土的兩件漢代銅酒尊，盆形的在銘文中自名為“酒尊”，桶形的自名為“溫酒尊”。此“溫”是“醖”的借字，指反複重釀多次的酒。它是用連續投料法重釀而成，釀造過程曆時較長，澱粉的糖化和酒化較充分，酒味釅冽，為世所珍；因此桶形尊也往往做得很精美。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東漢建武二十一年（45年）鎏金銅醖酒尊，其底座下有三熊足，鑲嵌綠鬆石和襯以朱色的水晶石，與鎏金的尊體相輝映，非常華麗。但盆形尊的器型大，用得更廣泛，不僅在漢畫像磚、石上經常見到，到了唐代仍頻頻出現；而這時桶形尊卻比較少見了。洛陽澗西唐乾元二年（759年）墓出土的高士飲宴圖螺鈿鏡、陝西長安南裏王村唐墓壁畫、唐·孫位《高逸圖》、宋摹唐畫《宮樂圖》中都有它的身影。唐詩中也不乏“相見有尊酒，不用惜花飛”；“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但幾位飲者圍著一個大盆舀酒喝，說明喝的不是烈性酒。漢代文獻中常說有人飲幾石酒而不亂，正反映出這種情況。另外也說明先秦時喝涼酒的風習到了唐代仍未完全消失。
漢代喝酒不用觚而用杯。但漢代的杯與現代漢語中所說的杯，指的是很不相同的兩種器物。漢杯源於手掬之抔。《禮記·禮運》曾雲“抔飲”，鄭玄注：“抔飲，手掬之也。”從手掬發展出來的杯，平麵接近雙手合掬所形成的橢圓形。《淮南子·齊俗》：“（窺）麵於盤水則員（圓），於杯則隨（橢）。”此說正是基於盤子和耳杯之器口的特征而發。合掬時位於左右的拇指則相當杯耳；所謂耳杯，即由杯耳得名。在漢代，“杯”僅指耳杯。耳杯常用於飲酒。浙江寧波西南郊西漢墓所出漆耳杯，內書“宜酒”。長沙馬王堆1號墓出土的漆耳杯，內書“君幸酒”。長沙湯家嶺西漢墓所出銅耳杯，刻銘“張端君酒杯”。說明漢代有許多耳杯是飲酒用的。而商和西周時的觚到這時已轉化成卮，它有點像現代的筒形杯，其胎骨用木片卷屈而成。《禮記·玉藻》鄭玄注：“圈，屈木所為，謂卮、匜之屬。”安徽阜陽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圓筒形漆器自名為卮。卮也用於飲酒。《莊子·寓言》陸德明釋文引《字略》明確說：“卮，圓酒器也。”《史記·高祖本紀》謂：“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殿前。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玉卮極珍貴，《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稱之為“千金之玉卮”。在如此盛大的宴會上，以玉卮進酒更顯得分外隆重。秦阿房宮遺址出土雲紋高足玉卮的時代和它接近，漢高祖當年奉觴上壽所用者大約與之相仿。
中唐時，酒具的形製發生了較大變化。唐·李匡乂《資暇集》說：“元和初，酌酒猶用尊、勺，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雖數十人，一尊一勺，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而蓋、嘴、柄皆具。”在唐代瓷器中注子是常見之物，雖然這裏麵有些是點茶用的湯瓶。然而如銅官窯出土的注子上，有的題寫“陳家美春酒”、“酒溫香濃”、“浮花泛蟻”等句，自應是酒注。上文說過，我國古代曾長期飲涼酒。南北朝以降，或將酒加溫後再飲。《北史》記孟信與老人飲，以鐵鐺溫酒。《世說新語·任誕》記王忱在桓玄家飲酒，“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李白《襄陽歌》“舒州勺，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句中之鐺，也是用來溫酒的。在中唐時的詩中，如“燒柴為溫酒”（元結），“林間暖酒燒紅葉”（白居易）等句一再出現，說明飲溫酒之風漸盛。盆形尊散熱太快，對此不適用，故進而將溫過的酒盛在酒注裏。為了保溫，後來還在酒注之外套上貯熱水的溫碗；不過這樣配置的實例要到宋代才能見到。更由於這時漆器的使用範圍縮小了，漆耳杯已隱沒不見，日常喝茶飲酒都用瓷碗即盞。茶盞和酒盞的器形相似；但二者之托盤的式樣卻大不相同。承茶盞的叫茶托或盞托，承酒盞的叫酒台子；後者在托盤中心突起小圓台，酒盞放在圓台上。一套完整的酒具組合即由酒注、溫碗、酒盞、酒台子等四種器物構成。杭州西湖出水的蓮花式銀酒台，是這類酒具中的精品。成套的酒盞與酒台子合稱台盞。《遼史·禮誌》記“冬至朝賀儀”中，親王“搢笏，執台盞進酒”。元代仍沿襲這種叫法。《事林廣記·拜見新禮》說：“主人持台盞，左右執壺瓶。”關漢卿《玉鏡台》中，溫倩英給溫矯敬酒：“旦奉酒科，雲：‘哥哥滿飲一杯。’做遞酒科。正末唱：‘雖是副輕台盞無斤兩，則他這手纖細怎擎將！’”但溫倩英如果端上這件西湖出水的銀酒台，上承銀酒盞，再斟滿酒，分量可就不輕了。
以上提到的都是飲酒、盛酒之器，此外還有貯酒之器。唐宋以降，貯酒用長瓶。此物初見於陝西三原唐貞觀五年（631年）李壽墓石槨內壁的線刻畫中。長瓶也叫經瓶，常出現在宋墓壁畫“開芳宴”的桌前。民初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一書中，將長瓶稱為“梅瓶”，言其口徑之小僅與梅之瘦骨相稱。雖然許氏又說，這類名稱皆“市人象形臆造”；但盡管是臆造、是誤解、是無根之遊談，這個名稱卻叫開了。實際上，長瓶本是酒瓶，瓶上的題字亦足為證。上海博物館所藏長瓶有題“醉鄉酒海”的，還有題“清沽美酒”的。安徽六安出土的長瓶上有“內酒”二字。錦州博物館所藏者書“三杯和萬事，一醉解千愁”。西安曲江池出土者題有“風吹十裏透瓶香”詩句。廣東佛山瀾石鎮宋墓出土長瓶的四個開光內，繪出飲酒者從舉杯品嚐到酩酊大醉的過程，更將其用途作出了形象化的說明。山東鄒縣明·朱檀墓出土的長瓶裏盛的也是酒。而宋元人在書齋中插梅花則多用膽瓶。如王十朋《元賓贈紅梅數枝》詩中所說“膽瓶分贈兩三枝”，楊萬裏詩中所說“膽樣銀瓶玉樣梅，北枝折得未全開”；以之與韓淲“詩案自應留筆研，書窗誰不對梅瓶”之句相比照，則後一處所稱“梅瓶”，指的就是插了梅花的花瓶或膽瓶。明·袁宏道《瓶史》說：“書齋插花，瓶宜短小。”他認為膽瓶、紙槌瓶、鵝頸瓶等之“形製減小者，方入清供”。在明代螺鈿漆奩蓋上的“折梅圖”及青陽子《九九消寒瓶梅圖》中之所見，這時插梅花用的仍是花瓶和膽瓶，絕非被一些人稱為梅瓶的長瓶。
至於葡萄酒，漢通西域後才傳入我國。漢·張衡《七辯》中提到過“玄酒白醴，葡萄竹葉”。在唐代，葡萄酒已廣為人知。這時涼州是葡萄酒的主要產區。王翰《涼州詞》中開篇就說“葡萄美酒夜光杯”。但今山西一帶卻有後來居上之勢。《新唐書·地理誌》稱太原土貢有葡萄酒。在我國北方民族建立的遼、金、元各朝中，葡萄酒更為流行。遼寧法庫葉茂台遼墓主室中有木桌，桌下的瓷瓶中封貯紅色液體，經檢驗即葡萄酒。《馬可波羅遊記》說：“從太原府出發，一路南下，約三十裏處，出現成片的葡萄園和釀酒作坊。”《元史·世祖本紀》說，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宮城中建葡萄酒室”。這時連官方都在進行葡萄酒的釀造了。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土城子出土的元代黑釉長瓶，刻有“葡萄酒瓶”四字。直接標明了它是貯葡萄酒的專用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