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4年，隋治書侍禦史李諤，認為“當時屬文，體尚輕薄”，於是上書隋文帝楊堅，要求領導采取一些措施。從此人職務上的“治書”二字看，顯然是政府裏主管文化方麵的官員了。
李諤，也真是好一個了得，一下子尋本追源，把賬算到了二百多年前的“魏之三祖”的魏晉文學上。九泉下的曹操、曹丕、曹睿，被他這樣一上綱，實在是一頭霧水，很莫名其妙，兒孫不爭氣，與老祖宗何幹？
從曆史上看，“左”一點也是要比右一點便宜，李諤因此得名，在《隋書》裏，作為正人君子的形象，有傳存焉。其實，此公心地不怎麼樣良善，看列傳裏他的一些作為，估計他是一位麵色永遠鐵青，終日不苟言笑，以整頓世風為己任的清教徒。這類“左”大爺哪個朝代都會出現的，而且總在上風頭站著。他曾經搗鼓楊堅發布了一個五品以上官員死後，其妻妾不得改醮的命令，居然明文立法，強迫婦女守寡，可見其是多麼令人憎惡了。因此，這個道德狂，沒事找事，上書隋文帝整風，規範士子，是做文化警察的這類人再正常不過的舉動。
要不然，這世界太太平了，他不就失業了嘛！
楊堅本人，生性忌刻，不喜詞華，一覽李先生的奏章，認為正合孤意，隨即下令全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不許繁文縟節，玩弄詞藻。湊巧有個倒黴鬼碰上了槍口，“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這位刺史本想露一手，結果卻因自己的駢體文、四六句做得太出色，而交付檢察機關定罪。玩文學，玩不好，而玩出漏子來，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有什麼辦法呢司馬先生隻好為他的漂亮文章蹲班房了。
李諤之所以如此痛心疾首地開展文化批判，也並非絕對的無的放矢。當其時也，文學之矯情造作，華而不實，玄虛無物，誇浮偽飾，已成文人筆下的痼疾，也實在令人搖頭。與他同朝做官的學者顏之推，此人先在南梁為仕，後在北齊做官，最終在隋朝任太子學士，可謂見多識廣，他在他的著作《家訓》中，講到南北朝時的文風時，也是嗟歎不已，很不讚成的。
他舉例說：“近在並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撇邢、魏諸公，眾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婦人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
“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為餌者，遞共吹噓。”因此，顏之推說：“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數百，責其所歸，或無要會。鄴下諺雲：‘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
買一條驢的字契，寫滿了三大張紙，還沒有提到一個驢字，若放在今日文壇，各式新潮評論家不賜以這位博士超現實主義大師的桂冠才怪。而從舉例中所說的“虛相讚說”、“招延聲譽”、“交諸名士”、“遞共吹噓”來看，與時下常見的有償評論，受雇吹捧，收費叫好，紅包文章等等手法，如出一轍。事隔千年，似乎曆史被定格了一樣，也真令人扼腕。看來，文學雖然進步，但作家們求名自售時的不擇手段與無恥無賴，甚至愈到後來愈下作。
但這一切的墮落，與魏之三祖，和以他們為代表的魏晉文學無關，他們並不應負南北朝文風頹靡之責，這是李諤錯誤的判斷。任何事物，包括文學的潮流，哪怕具有極好的開始，也會因緣時會，而產生出完全背離初意的後果。新時期文學的性描寫泛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其規律似乎是這樣的：第一個作家剛剛才寫到女人的臉，第二個作家就會寫女人的胸，第三個一定來不及地寫女人的性器官，他還未落筆，第四個勇敢者寫性交的作品就會在地攤上出現。甚至有個老作家也忽然不甘寂寞，竟學起滿清遺老辜鴻銘先生，大寫女人的秀足，看來不僅弗洛依德，而且與辜先生同具嗜蓮之癖，也算無獨有偶了。
文學潮流的變化，常常是每況愈下，虎頭而蛇尾的，總是把路越走越狹，倘不彈盡糧絕，無以為繼，就是走向自己的反麵，而徹底完蛋，這是始作俑者所想象不及的。就看看新時期文學以來，舉起多少旗號，打出多少招牌，最後一蟹不如一蟹，全部偃旗息鼓告終。所以，魏晉文學的一代風流，與李諤所指的江左宋齊梁陳的頹廢浮豔，已是不相幹的兩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