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一文中，說到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廣東籍作家吳趼人，當年在上海辦報時：“又嚐應商人之托，以三百金為撰《還我魂靈記》頌其藥，一時頗被訾議，而文亦不傳。”
在先生文中，看起來隻不過記述其事，但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存焉！我們知道魯迅先生是光明正大、疾惡如仇的精神象征，但他的求全責備，隻是他的做人準則。其實，放在當代作家眼裏，可以說屁事一樁，不會在意的，說不定嫌他開價太低，便宜了商人，讓人家抓了大頭呢？
如今堂而皇之地見諸報刊的“廣告文學”或“收費文學”，哪一篇不得萬把元的進賬早先，編輯和作家，還有“逼良為娼”的感慨，後來，錢不紮手，便樂不得地幹，大有越幹越歡之勢，凡報刊上登出來的吹捧名不見經傳的廠長經理們的文章，十之八九是付費的，其中包括介紹人的回扣。這類在文壇上司空見慣的行為，早已見怪不怪了。吳趼人算什麼，小兒科一樁；魯迅先生太古典主義，一點也不通脫，時下大手筆的老板，掏錢雇兩個作家寫他，和找兩位小姐陪他，那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近年來，為某企業寫一篇報告文學，報酬為一輛轎車；為某老板寫一部長篇小說，賞金是一幢房子；為某名流寫一本文學傳記，采五五拆賬分紅；為海外巨子寫什麼白手起家記，那所得幾乎是一筆不小的橫財，諸如此類的寫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是初級階段題內之意，吳趼人的三百大洋，隻有甘拜下風。說到底，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這有什麼關係呢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財不富，隻要有錢可賺就行了。但這些人不如吳趼人坦真，明明拿錢，還要撇清，本是圖利，更想求名，魚和熊掌都想要，而且都得到，就比受到訾議的吳趼人高明得多。這就不能不佩服後來居上，青出於藍，還是現代人厲害和狡猾。
清代末年的吳趼人，很大程度上是拘於麵子，答應了“中法大藥房”老板黃楚九據曹聚仁先生說，此人是上海有名的大滑頭，寫了一篇短文《還我魂靈記》，吹噓其製造的“艾羅補腦汁”。說他服用此藥後，如何“文思不澀”，如何“勞久不倦”，證明該藥的功效非凡，共七百八十字，黃老板饋送大洋三百塊，表示酬謝。寫字付潤筆，作文給報酬，應該說是無可厚非的一種正常的商品交換行為。
其實，中國的古代文人，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講起阿堵物來，也是很在乎，而且並不是很清高的。《譚賓錄》記載唐代的李邕，“早擅文名，尤長碑石，前後所製，受納饋送，亦至钜萬。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清代的鄭燮，狂放不羈，憤世嫉俗，為“揚州八怪”之一，但也不恥談錢，他在《板橋潤格》裏公開侃價：“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即或是三千枚當十銅錢，也不亞吳趼人每個字值不足大洋半塊的開價，比之前人，吳先生該算得上是一位謙謙君子了。
要較之時賢呢，這價碼會令人笑掉大牙的。君不見近日有書商某某，斥資百萬，懸賞他所需要的小說，出手比之前兩年某刊的大獎十萬，闊綽了十倍。但文學能否因注入資金而產生類此倍數的進步，恐怕連鬼都不信的。但放心，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注釋中所說的利潤的驅動力，肯定會有作家脫得光光的，甘願被這位書商量身訂做，製造中國的馬克·吐溫式“百萬英鎊”的故事。
這種“老板出鈔票，作家出筆杆”的商業組合式的寫作，不知為什麼，氣味有些不對，總讓人回憶“十年文革”，神州陸沉時，旗手號召的“領導出題目，作家出技巧，群眾出生活”的手段，難免有“三突出”之嫌。但願這一次不是老戲法，新翻版的障眼術，也許一不小心，又弄出一部《紅樓夢》也未可知，那中國文學就有幸了。
回過頭來再說這位吳趼人，他雖在清代文學史上不占特殊的位置，一位泛泛而言的文人而已。但說到底，文學是一個消費市場，那些頂尖兒的大師，不可能滿足全社會所有讀者的需求，自然而然，就留下一些足夠非大師級作家兜售自己的份額。我佛山人就屬於這一類作家，不算高明，也不算不高明，他有他的讀者，我就是一個。至今還能記得念中學時代，讀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欣快熱辣，捧腹大笑的樂趣，所以，對這著作一生、風流一生、嬉笑怒罵一生的吳沃堯先生，頗具興味。
德國詩人海涅說過：“文學史是一所碩大無朋的停屍場，人人都在那裏尋找自己親愛的死者，或亡故的親友。”去年，因廣東文學院招聘作家事，曾到吳趼人的原籍廣東佛山一走。我真是渴望在他的家鄉，看到些什麼，知道些什麼，惜未能如願，隻得怏怏而歸。吳趼人甚愛自己的家鄉，故筆名索性叫做“我佛山人”，但也未見故土對於這位名家有什麼特別的紀念，深感文人之寂寞無聞。繼而一想，倒也不是什麼壞事，這樣，對故去的文人，說不定反而消停些，清靜些。
爆炒文學，爆炒作家，是當今時尚，其實並非好事，因為在放大閣下那張漂亮臉孔的同時，尊臉上那塊難看的疤痕，也同樣放大了數十倍，而十分顯眼。舉例而言，那位炒得增值，甚於乃兄的周作人，又如何，不也同時讓更多讀者為之不恥乎唾棄之乎難道因為到處印他的《苦雨》，能夠抹煞其當漢奸的罪惡嗎同樣的道理，那些在文革期間，為旗手搖旗呐喊者，寫樣板為虎作倀者，進寫作組做刀筆吏者，舉棍子迫害文化人者，能由於時下的美化，而會使人淡忘他們身上那三種人的氣味嗎？
凡炒人者都有所圖，或為附驥，或攀門庭，或抬人自己也跟著水漲船高，或壟斷以作發財資本。我佛山人無人來炒，對於《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所提到的被“訾議”的三百大洋，也就沒有什麼好事之徒感到興趣，他在九泉下討個安生，倒也不錯。不像前不久一位寫樣板戲的作家逝世，馬上被一窩蜂的人圍上去，出現熱烈盛大的場麵。凡在舊社會看見過大出殯場麵的人，都會感受到吃死人，實在是中國人的一種要不得的惡習。特別是吃死的名人，如蠅集蚊聚，更是熱鬧。於是，你也寫悼詞，我也寫祭文。有的寫的寫，子午卯酉，還能頭頭是道；無的寫的也寫，就難免添枝加葉，胡說八道。寫來寫去，甚至把應為死者諱的，也給寫出來了。所以，無論炒死的人，炒活的人，絕不應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