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頓政府1993年1月入主白宮後不久推出BMD計劃，設立國家導彈防禦計劃項目主要有三個目的：一是順應冷戰後美國公眾輿論要求更多地關心國內問題的主流聲音。NMD計劃就是要以關心和保護美國本土安全來強調新政府在安全問題上對國內的重視。二是針對武器擴散而采取的對應性措施。三是繼承SDI計劃已經付出的技術和資金努力，進一步強化美國的軍事力量，尋求建立美國的戰略防禦能力。但在1999年1月之前，國家導彈防禦計劃並沒有像今天這樣，成為全球戰略安全關注的焦點。其原因除了克林頓政府在1999年年初之前一直將BMD發展的重點放在TMD以外，NMD沒有出現像TMD那樣明確的部署計劃也是一個原因。與此同時，克林頓政府堅持在NMD問題上采取軍控政策優先的原則，同國會的共和黨保守派展開了尖銳的爭論，甚至鬥爭。但國會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白宮施加壓力，要求盡快部署國家導彈防禦計劃。1999年1月2019科恩所宣布的NMD“3+5”部署方案，是一條明顯的分界線。它表明白宮和共和黨占據多數的國會在NMD問題上，逐步開始“合流”，合作推動NMD盡快部署成為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共同政策。
即便如此，直到目前，白宮和國會在NMD問題上的爭論仍然沒有停止。部分共和黨議員和政治家甚至走得更遠，他們反對克林頓政府的對付“有限導彈攻擊”的NMD方案，要求美國政府研製和部署類似於“星球大戰計劃”那樣的集天基、陸基和空基武器為一體的導彈防禦係統，以至於美國國內政策分析人士公認，美國二戰以來曾經研製和部署了許多武器係統，但從來沒有一項武器係統像NMD那樣如此複雜、艱難和充滿了各種問題。[75]
90年代美國國內在NMD問題上的爭論
從1993年克林頓政府接手導彈防禦計劃以來，美國國內對NMD的爭論就呈現出了強烈的政黨政治的色彩，其爭論的主流不但是民主與共和兩黨不同的戰略思想和不同政治利益的爭論，也表現為美國國內的“國際軍控派”與“戰略防禦派”的爭論。這一爭論，是冷戰時期就有的、在美國國內圍繞著戰略武器問題曾長期存在過的“鷹派”和“鴿派”間爭論的延續。
冷戰時期，“鷹派”懷疑核威懾戰略的有效性，認為建立在“相互確保摧毀”基礎上的“恐怖平衡”並不會給美國帶來真正的和平，他們主張通過保持戰略進攻力量的領先地位和研製與部署導彈防禦係統來確保美國的安全。而“鴿派”則相信核威懾戰略是穩固的，核力量均勢而導致的戰爭狀態下的相互毀滅可以為美國贏得和平，為此竭力追求美蘇之間的軍備控製與緩和，以降低不必要的戰略緊張和偶發因素招致核大戰的可能性，反對進行戰略防禦計劃的研製。[76]這兩派認為各自的觀點難以相互兼容。裏根總統的“戰略防禦倡議”（即“星球大戰計劃”）是“鷹派”政策的典型代表。“鴿派”則認為美國與蘇聯之間的核軍控進程以及緩和局勢的發展，更能體現核時代美國的安全利益，其典型代表是極力維護1972年美蘇之間的《反彈道導彈條約》。
冷戰結束後，雖然蘇聯和華沙條約國組織解體了，但是，美國上述爭論並沒有結束。由於美俄之間削減戰略核武器進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勢在必行，而裏根一布什政府的“戰略防禦計劃”又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因此，傳統的“鷹派”和“鴿派”就自然演變成了“戰略防禦派”和“軍控派”。“戰略防禦派”認為，在後冷戰時代雖然美國不再麵臨大規模核戰爭爆發的危險前景，但美國依然存在著戰略上的脆弱性（strategic vulnerability），那就是雖然美國在進攻性核力量方麵不再擔心失去優勢或者核訛詐，一旦美國建立在綜合軍事力量基礎之上的威懾戰略失效，美國遭受即使有限核導彈攻擊，仍將難以避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打擊。特別是冷戰後，隨著海灣戰爭的結束，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的原教旨主義興起，恐怖主義抬頭，地區衝突再度成為國際安全的核心問題。美國成為了第三世界國家極端主義勢力的頭號國際敵人，出現了一批具有強烈反美情緒、不願意隨著美國的指揮棒轉的國家。這些國家在對抗美國的強權政治的過程中，往往采取極端行動，不在意國際準則，因而被美國稱之為“流氓國家”。這派人士主張通過大力研製和部署導彈防禦武器係統的方式，解決美國的所謂“戰略上的脆弱性”。
90年代美國國際和國內事態的發展，使得軍備控製派和戰略防禦派的觀點具有了鮮明的黨派色彩。在國會內部，共和黨議員主要支持“戰略防禦派”，而民主黨議員則主張軍控優先原則。在國會中占據多數的共和黨議員認為，在維持《反彈道導彈條約》和部署有效的導彈防禦武器係統之間沒有中間道路可以走。為了對付更不負“責任”和更不講“規則”的“流氓國家”的挑戰，抑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的擴散，並且保護美國本土和海外美軍不受到“擴散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核武器以及生化武器的威脅，美國就必須研製並部署TMD和NMD。軍備控製派傾向於部署TMD和NMD不能簡單地破壞美俄之間已有的雙邊軍控條約，不能犧牲美俄之間削減戰略武器的已有條約成果，更不能阻礙美國對推動全球防擴散和軍備控製的國際合作與發展。為此，他們主張將導彈防禦與軍控談判結合起來，而不是美國單方麵地采取行動。[77]而戰略防禦派則更多地傾向采取“鷹派”立場，認為美國的導彈防禦武器係統的研製和部署可以一舉解決美國的“戰略性脆弱”問題，因此可以不惜代價。美國應該在研製TMD和NMD的過程中竭力推動俄羅斯同意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如果俄羅斯不能被說服，那麼，美國也應該突破ABM條約的限製，退出反導條約來部署NMD。
美國國會的共和黨議員對推動NMD計劃顯示出了異常的熱心，政黨競爭為美國國內的NMD熱潮推波助瀾。共和黨對白宮發起的“安全攻勢”使得NMD部署成為克林頓總統第二任期以來所麵臨的最大的國內政治難題之一。
共和黨議員懷疑軍控政策和裁軍協定會促進美國的安全，認為這類談判和協議將會阻止美國利用技術手段改進自己的軍事力量，破壞美國的威懾能力。而美國的對手則可以利用秘密的違約行為繼續發展自己的軍備。因此，當美國麵臨不確定的未來時，維持軍事力量和軍事技術的支配性優勢，是美國消除多重威脅的惟一辦法。他們甚至提出，美國建立導彈防禦計劃有助於裁軍，因為強大的美國威懾和軍事力量，可以使得其他追求軍備發展和擴散政策的國家感到“絕望”。從這些極端保守的戰略觀點出發，共和黨議員從克林頓上台初開始，就對美國研製和部署NMD計劃的進度感到不滿。特別是1994年國會選舉後，共和黨人在參、眾兩院都占據了多數，出於政黨競爭的需要，共和黨議員在NMD問題上大做文章，抨擊民主黨政府。1994年，共和黨占據多數的國會通過了“導彈防禦計劃法案”，但遭到了克林頓總統的否決。隨後，共和黨議員在1994年秋季會期在眾議院提出了“美利堅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法案，要求在現實可以允許的時間內盡快部署有效的、全國範圍的國家導彈防禦係統。該法案在1995年2月15日進入眾議院表決。表決結果是212票對218票，僅以十分微弱的劣勢被否決。此後，共和黨還發表了一係列其他政策文件，要求“盡快部署有效的、全國範圍的國家導彈防禦係統”[78]。與此相對應的是，國會的民主黨議員大多數都站在白宮的立場上，反對盡快進行NMD部署。為此，以導彈防禦計劃為焦點，國家安全議題成為美國政黨競爭的重要內容。
克林頓在沒有正式當選美國總統以前，甚至多次表示反對美國發展NMD導彈防禦係統。1991年，時任美國阿肯色州州長的克林頓說：“自從裏根總統揭開戰略防禦倡議的麵紗以來，我們的國家在這個無用的、隻能證明愚蠢的防禦係統上花費了260億美元；國會中的民主黨推薦了一個更為現實、更容易達到的目標：防禦非常有限和意外的導彈發射。這個目標將允許在反導條約的框架內研發導彈防禦係統。”1992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林頓表示，如果競選獲勝，他將把用於星球大戰計劃的經費削減一半，取消空間傳感器和太空導彈攔截器的研究，集中精力發展用於對付戰區導彈威脅的導彈防禦係統。[79]在1993年1月克林頓總統剛上台的時候，內閣成員以及總統助手中有多位美國的國際軍控問題專家。這些人的意見對克林頓在導彈防禦計劃中的態度起過重要影響。我們已經看到，克林頓從1993—1998年期間，一直將導彈防禦計劃的重點放在TMD而不是NMD上，對美國是否應該建立戰略防禦能力持懷疑態度。克林頓政府在第一任期中，一直將美俄之間的削減戰略武器談判和戰略合作視為外交政策的重點。克林頓政府這時需要解決的問題不但包括讓俄羅斯同意大幅度地削減戰略核導彈，還包括要說服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等國一起執行核裁軍。白宮非常清楚，一旦NMD正式進入部署程序，它不但違背了1972年的美蘇《反彈道導彈條約》，而且也將破壞美俄之間核裁軍的原則框架，甚至可能導致美俄裁軍進程夭折。此外，克林頓上台的1993年，正是冷戰結束後國際軍控事業出現前所未有大好轉機的時期。克林頓政府竭力希望促成防擴散機製在國際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加強對各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擴散的條約約束。白宮一方麵積極推動核不擴散機製的發展，例如無限期延長核不擴散條約（NPT），另一方麵也注入了巨大熱情推動已經談判了近15年的禁止核試驗條約正式獲得批準。同時，也竭力希望完成《化學武器公約》和《生物武器公約》等其他多邊國際軍控條約能夠正式成立。顯然，第一任期內的克林頓政府采取了“軍控優先”的政策。[80]
如果白宮此時大力發展國家導彈防禦計劃，對《反彈道導彈條約》采取修改或者退出的立場，必定受到其他國家的質疑和反對，美國的軍控方案和軍控目標都將隨之流產。因此，致力於國際軍控和裁軍發展在克林頓政府第一任期內壓倒了對NMD的部署興趣。白宮當時在NMD問題上采取的政策是：繼續進行規劃和係統組成部分的研製，但不提出明確的部署時間；即便1996年“3+3”方案出台，白宮和五角大樓都堅持要等NMD係統技術成熟之後，以及美國“確認”對美國本土的導彈威脅確實存在時才能部署；以NMD係統在技術上仍然沒有成熟以及對美國來說“導彈威脅的性質”還有待於進一步確認為由，反對國會要求立即部署NMD係統。1995年11月，白宮向國會提交了“國家情報預測：NIE-95-19”報告。就正在出現的對北美大陸的導彈威脅問題，報告提出：“除了公認的核大國之外，沒有國家將有能力在未來的15年內發展出或者裝備上可以直接威脅北美本土相互聯結的48個州和加拿大的彈道導彈。”[81]在政策基調上，白宮強調美國應該抓住冷戰結束的大好時機，切實將美國人民從受幾萬顆核導彈威脅中解脫出來。降低從冷戰時期就積累下的導彈威脅比防禦有限的導彈威脅更重要。[82]在1996年的總統大選中，克林頓曾公開表示反對盡快部署國家導彈防禦係統，抨擊共和黨在NMD問題上有難以忘記裏根政府“星球大戰”的情結。克林頓指責說，NMD要針對的威脅“模糊不清”，而且NMD也可能是“一種代價高昂、明天可能會過時的導彈防禦係統”；“建立這一導彈防禦係統可能會違反我們已經簽署的武器控製協議，而這些協議是使得美國可以更加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建立導彈防禦係統是保衛美國的一條歧路。”
總之，90年代中期，克林頓政府之所以在NMD上作出了不急於部署的“3+3”戰略，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為以下5個方麵：
（1）冷戰結束後，美國不再麵臨受到大規模核導彈攻擊的前景，相反，隨著美國地區幹涉主義的抬頭，在地區衝突中保護美國前沿駐軍的反導彈任務卻大大上升。BMD的首要任務是研發TMD，TMD的經費占據了整個BMD預算的70%以上。美國軍方不想讓NMD擠占TMD在BMD計劃中的優先位置和經費結構。1995年前國防部長佩裏（William J。Perry）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美國導彈防禦計劃的優先目標是繼續發展TMD，以便對付針對美國全球海外駐軍的直接導彈威脅。我們也繼續推進NMD的技術研製，以便在威脅出現時一旦決定部署，NMD就可以在若幹年後進入裝備。”[84]
（2）美國受到“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或“流氓國家”的核導彈威脅，畢竟隻是一種“可能性”，即便存在，美國也可以希望通過外交手段予以解決。例如，1994年，美朝就朝鮮核危機問題達成“框架協議”，就曾一度暫時平息了美朝兩國之間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的爭議。而TMD所要解決的對前沿部署美軍的“戰區導彈威脅”，美國認為要比NMD所要解決的對美國本土的導彈威脅遠為“現實”和“迫切”得多。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些“威脅”，比研製和部署大規模的NMD武器係統代價低廉，而且在政治上、外交上和戰略上可能更為有效。
（3）NMD的部署涉及1972年的美蘇《反彈道導彈條約》和國際武器控製架構的穩定問題。後冷戰時代，克林頓政府竭力推行反武器技術擴散，希望進一步推動國際核裁軍進程的發展，維持《反彈道導彈條約》無論對於反武器技術擴散還是實現美俄戰略合作繼續進行核裁軍，都是重要一環。由於顧及這一點，特別是作為ABM條約義務國的俄羅斯的反對立場，克林頓政府必須在NMD上采取比TMD更為謹慎的態度，以避免破壞美國對國際軍控協議所承擔的義務。特別是克林頓政府致力於發展美俄戰略合作，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如果NMD實施部署，不僅同冷戰結束後世界大國關係趨向合作與調和的主流不符，也有悖於其改善與中、俄等大國戰略與政治關係的政策要求。而大國關係的改善，也使白宮認為沒有“可確認的”理由來進行大規模的國家導彈防禦建設。為此，克林頓政府一直認為，在冷戰結束後，美國遭受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故意、或者事故性的導彈威脅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85]
（4）美國軍方也希望在NMD部署問題上采取比較謹慎的態度，強調要保證NMD研發的技術成熟度和投入現役後的可靠性。“3+3”部署方案有助於延長NMD武器係統的研製和試驗時間，為進入實戰狀態後的NMD提供穩定性和有效性方麵的保障。麵對國會的壓力，軍方全力維護既定的“3+3”部署方案。[86]倉促上馬的“衛兵”反導彈係統，在1976年2月被國會下令關閉，對美國軍方來說無疑“記憶猶新”。因此，李萊斯特別強調，NMD在1996年進入“部署準備階段”，也隻是NMD開始進入“初步的部署規劃階段”[87]。
（5）克林頓政府在第一任期內一再提出要削減軍費，增加社會保障和教育經費的投入，為美國人民實現“冷戰結束的紅利”。同時，克林頓政府也始終追求他競選時的諾言，那就是要消除美國龐大的政府預算赤字。從1993—1998年間，雖然降得不多，但美國的軍費開支確實穩中有降。如果克林頓此時支持NMD係統立即部署，其巨額軍費開支不僅將導致軍費預算上漲，而且對克林頓政府實現消滅預算赤字的政策也將背道而馳。
但共和黨占據多數的美國國會卻竭力主張在軍備問題上恢複到裏根政府的“實力原則”上來。1993—1994年朝鮮半島核危機時期，白宮主張利用外交手段解決，共和黨議員卻死抓住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觀念不放。眾議院議長金裏奇（Newt Gingrich）就認為，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根本無法解決朝鮮半島的核危機問題。眾議院甚至不願意為KEDO撥款。1996年，眾議院削減了給予俄羅斯的核武器銷毀援助，使得1996年給予俄羅斯的削減核武器援助下降了6500萬美元。同時，共和黨人在國會有關戰略防禦與《反彈道導彈條約》的關係的辯論上，大肆叫囂“中國威脅論”和來自朝鮮、伊朗和伊拉克等國的導彈威脅，主張放棄反導條約，加緊NMD部署，其政策意見的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濃重。為此，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副主席傅裏艾（Allen Frye）批評說，國會山莊在反導條約問題上的僵硬立場已經損害了美國對後冷戰時代符合美國利益的戰略局勢發展的可能性作出謹慎判斷。[88]
美國的一些保守思想庫和共和黨的智囊機構也紛紛論證和推動國會有關《反彈道導彈條約》已經過時了的思想。他們認為，1972年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是冷戰時代的產物，在後冷戰時代已經不合時宜。因為當代軍備技術的發展速度非常迅速，如果繼續堅持反導條約，隻會束縛美國軍事力量建設的發展。例如，反導條約規定，禁止給予非反戰略導彈防禦係統以反戰略導彈的能力，也禁止在反戰略導彈模式下進行非反戰略導彈防禦係統的測試。然而，無論是根據作戰需要還是電腦模擬，甚至TMD中的“PAC-3”低空層戰區導彈防禦武器以及NAW海軍低空層區域導彈防禦體係都可以具備相當程度的反戰略彈道導彈的能力。因此，這些學者和政策分析家認為，如果堅持《反彈道導彈條約》，不僅將約束美國開展NMD的研製和部署，即使對TMD係統的研發也是一個重大打擊。為此，他們竭力抨擊克林頓政府“恪守”反導條約的“頑固立場”，認為將TMD列入《反彈道導彈條約》的約束範圍，是對反導條約的“擴大解釋”。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為主要威脅源的後冷戰時代，反導條約已經不能適合冷戰後美國的安全需要。[89]美國前軍控談判代表戴維·史密斯（David Smith）甚至提出，START Ⅱ和反導條約根本就是兩類性質的軍控條約，前者是規範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條約，而後者是規範防禦性戰略武器的條約。美國不應該接受俄羅斯所提出的將這兩者捆綁在一起的做法。[90]甚至連《反彈道導彈條約》的締造者之一、大名鼎鼎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教授也曾在90年代寫過文章，認為反導條約並不能適應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的安全需要。基辛格甚至認為，在美國作出NMD部署決定以前，不應該與俄羅斯進行《反彈道導彈條約》修改問題的談判。
以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美國外交政策分析中心（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IFPA）、國家公共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NIPP）和防務政策中心（Center for Defense Policy）為代表的一批保守思想庫紛紛為冷戰後的美國安全戰略出謀劃策，竭力主張建立美國的戰略防禦能力。這些思想庫認為，在冷戰後，美國應該拋棄建立在“確保相互摧毀”基礎上的傳統威懾戰略，取消隻是將威懾力量建立在進攻性戰略核武器基礎上的傳統威懾概念。因為所謂“流氓國家”對美國構成了威脅和挑戰，因此隻有導彈防禦計劃才能“確保相互安全”（Mutual Assured Secunity，MAS）。為此，他們提議克林頓政府應該用導彈防禦來彌補傳統威懾戰略的“缺陷”，用MAS來取代MAD和MAV（確保相互脆弱）。[91]
但美國國內堅決反對部署NMD計劃、反對導彈防禦的政策分析機構、思想庫和社會團體的呼聲也非常廣泛。這些機構強烈認為，維護反導條約、推動軍控和裁軍進程，是美國反擴散努力以及增進國家安全的根本道路。部署NMD不僅在技術上難以成功，而且也會對國際軍控事業、防擴散和發展大國關係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其結果，將損害美國的國家安全。特別是冷戰結束後，反核運動、爭取回歸無核武器世界的和平運動在美國蓬勃興起，越來越多的人對核武器的軍事價值表示懷疑。許多人認為，消除核武器是促進國際安全與和平的必由之路，也是後冷戰時代美國等核武器大國必須承擔的責任。如何在世界消除核武器，首先必須凍結核大國進攻性戰略核武器的水平，美俄兩個最大的核武器國家首先在削減核武器方麵形成連續性的突破。而要保持核裁軍進程的發展，不僅要確實落實NPT和CNTBT機製，而且，應該實現國際戰略穩定。而NMD為代表的戰略防禦能力的建立和發展，不僅破壞了國際戰略穩定，也將引起其他有核國家對軍控和裁軍的消極反應，最終將有害於國際軍控和裁軍進程的發展。本來使人們看到曙光的“無核武器化”世界，將重新變得遙遙無期。以美國科學家聯合會（FAS）、科學家關注聯盟（UCS）、全美軍備控製協會（FAC）、核科學教育基金會（EFNS）、卡內基和平基金（CPE）、可生存世界協會（CLW）減少核威脅協會（CRD）等為代表的社會團體，以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麻省理工學院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美國戰略研究所（ISS）、史汀生中心等思想庫，都強烈質疑和反對白宮部署NMD係統。外交關係協會高級副主席富萊提出，核裁軍遠遠不夠，應該禁止戰略核導彈，對戰略導彈實行某種類似於國際監管的製度（international escrow）。[92]
白宮與國會的NMD部署之爭
1996年3月的“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以及美國國會由此對所謂“中國威脅論”和“流氓國家威脅論”歇斯底裏的反應，進一步推動了國會在導彈防禦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1996年4月，美國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多爾（Robert Dole）和眾議院議長金裏奇曾聯名提出了“保衛美國法案”（DefendingAmerica Act），力圖以國內立法的形式逼白宮盡早作出部署NMD的決定。後來，由於國會預算辦公室表示，無法為國會授權NMD部署作出準確的經費預算，該法案沒有進入表決。當時國會預算辦公室的估計是，到2010年NMD係統完成準備時，至少需要花費310億—600億美元。[93]這一數字，顯然嚇退了不少支持NMD盡快部署的共和黨議員。“保衛美國法案”中所要求部署的NMD係統幾乎成為了“星球大戰”的翻版。它所羅列的NMD武器係統包括：一個或者一組陸基和海基的攔截導彈發射場，天基動能攔截係統，天基定向能攔截係統。而且，“保衛美國法案”要求NMD在2003年進入部署，保護美國免受故意或者非故意的戰略導彈攻擊。
國會的共和黨人沒有就此罷休。1997年1月開幕的美國第105屆國會加強了對NMD部署問題的國會辯論。針對白宮提出的NMD的技術成熟度問題，國會的共和黨人提出了“投入更多的研發經費和資源”、“擬訂更為全麵的發展計劃”以及“盡快部署有效的全國性和戰區性導彈防禦係統”為共和黨陣營的三大主要訴求。[94]1月21日，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洛特（Trent Lott）提出，1997年美國共和黨在國會的立法議程包括通過“國家導彈防禦法案”。隨後，1月25日，洛特與另一位共和黨參議員尼克爾斯（Don Nickles）聯名提出了“1997國家導彈防禦計劃法案”。4月24日，參院軍備委員會投票通過了“洛特法案”。這是美國國會下屬專門委員會在90年代以來第一次通過有關要求白宮部署NMD的法案。法案要求白宮不晚於2003年年底部署五角大樓規劃中的NMD武器係統，以使美國本土免受“有限的導彈攻擊”；雖然這項法案在措辭上比“保衛美國法案”要溫和一些，但它要求白宮在法案生效“一年的時間內”完成同俄羅斯就修改ABM條約達成協議，否則美國就應該考慮退出ABM條約。
該法案的投票完全是按照黨派立場作出的，10名共和黨議員投了讚成票，而8名民主黨議員則投了反對票。委員會的10名共和黨議員為該法案所提出的報告中稱，克林頓政府拒絕馬上作出批準NMD部署的決定是“一個錯誤”，美國目前正在麵臨著來自中國和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的“導彈威脅”。這些“威脅”在今後的歲月中將會進一步擴大。為此，這份法案要求美國總統將NMD部署時間明確化。8名民主黨議員則強烈反對該項法案，他們的理由是NMD係統的技術前景還不明朗，NMD部署將損害美國的軍控與裁軍政策，美國所麵臨的“導彈威脅”的性質還不清楚。反對的理由完全采取了白宮的路線。
針對共和黨人把持的國會力圖以國內立法形式推動NMD部署的局麵，白宮和五角大樓一方麵表示不讚成，另一方麵也采取了竭力解釋的立場。首先，國會預算辦公室主任致信參院軍備委員會主席瑟爾蒙德（Strom Thurmond），再度強調無法為該法案作出公開的預算。同時，美國國防部總顧問米勒（Judith Miller）也致信瑟爾蒙德，提出“1997年國家導彈防禦法案”將會“分散對更為急迫的軍事資源的分配……而且，也將被俄羅斯視為是美國想要推翻ABM條約，造成俄羅斯退出START工以及不批準START Ⅱ”。[95]同時，白宮堅持眼前並不存在“可被證實的”導彈威脅的看法，以此來否定國會所提出的NMD應該立即部署的主張。中央情報局在1998年3月向國會提交了“外國導彈發展報告”。該報告重申，除了來自中國、俄羅斯之外，美國在2010年之前沒有緊迫的導彈威脅。
由於十分不滿白宮對美國近期並不麵臨嚴重導彈威脅的結論，千方百計尋找理由以便使得NMD部署合法化，美國國會選擇了拿情報部門開刀的做法。國會在通過的“1997年度國防授權法”中，授意對美國的國家情報預測（NIE）進行獨立評估。國會任命了前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茲（Robert Gates）為NIE評估小組主席。蓋茲小組的評估結論雖然批評了美國情報部門，但否認白宮1995年NIE-95-19報告有“政治化”傾向，確認了該報告所提出的“2010年以前”，“流氓國家”不會具備可以威脅美國本土的導彈能力的結論。“1997年國防授權法”還授意成立了專門評估美國受導彈威脅程度的“評估對美國彈道導彈威脅委員會”，任命了前國防部長羅納德·拉斯菲爾德為委員會主席。“拉斯菲爾德委員會”的評估報告卻提出了與蓋茲報告相反的結論。
1998年7月15日，美國國會發表了拉斯菲爾德委員會所提交的“拉斯菲爾德報告”（Rumsfeld Report）。該報告在評估美國所麵臨的導彈威脅時得出了四點結論：首先，對於美國具有敵意或者潛在敵意的國家，正在研製和裝備能夠威脅美國的彈道導彈，這些導彈將裝載生化彈頭或者核彈頭；朝鮮和伊朗隻需要5年、伊拉克需要10年，就能裝備可以直接威脅美國的彈道導彈。其次，正在出現的對美國的“導彈威脅”比美情報部門以往所報告的，要更為“廣泛、成熟、改進也更為迅速”。第三，情報部門對美國正在麵臨的導彈威脅作出及時和準確預測和估計的能力，在不斷下降。第四，美國對來自朝鮮、伊拉克和伊朗等“流氓國家”的導彈威脅的警覺性正在降低，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沒有。[96]“拉斯菲爾德報告”為美國的國家安全描述了一片“黑暗景象”。它在文字上沒有直接提出美國應該立即部署NMD武器係統，但其上述結論，以及它提議美國應該修改導彈威脅的出現有較長預警時間的政策，很明顯是傾向於美國應該立即部署NMDO“拉斯菲爾德報告”無疑為急於通過NMD部署法案的共和黨議員提供了重型炮彈。特別是它對美國情報部門的指責，在美國產生了相當大的震撼力。7月15日，眾議院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斯賓塞（Floyd Spence）提出，“拉斯菲爾德報告”證實了共和黨謀求迅速部署NMD係統的正確性。
盡管如此，克林頓政府當時並沒有改變無需為NMD確立部署時間表的政策。為此，白宮對“拉斯菲爾德報告”中最主要的論點——美國情報部門無法對所麵臨的導彈威脅作出及時和準確的預測和判斷——進行了回擊。7月15日，中央情報局局長特納特（George Tenet）致信國會議員，表示中央情報局就導彈威脅的評估擁有充分的證據，經過了各方麵的評議，是值得信賴的。但也提出要根據證據對結論隨時作出調整。同時，民主黨國會議員則繼續支持白宮的觀點。7月7日，兩名民主黨參議員拉文和平格曼發表了國會總審計室的報告。該報告認為，即使為NMD增加經費，要想到2003年實現NMD部署依然是“高風險”的。
1998年8月31日，發生了朝鮮的“大埔洞1號”導彈試射事件。該事件作為朝鮮加強國防建設的努力之一本無可非議。而且，據西方國家的報道，此次導彈試射並不成功。由於第三節火箭推進失敗，導彈並沒有按照預定計劃進人太空，而是在飛過日本之後，就墜入了海中。[97]更重要的是，朝鮮的導彈試射和是否真正擁有威脅到美國的洲際導彈能力以及是否具有這樣的“威脅意圖”完全是兩個概念。但此事在美、日兩國中激起了軒然大波。1998年11月底，西方媒體又報道說，朝鮮正在積極準備進行射程更遠的“大埔洞2號”的試射準備活動。“拉斯菲爾德報告”與“大埔洞2號”導彈發射在時間上的緊密聯係性似乎進一步“證實”了“拉斯菲爾德報告”的結論，也成為了美國國內支持NMD係統部署的共和黨人最重要的“鐵證”。國會的共和黨人乘機利用這兩個事件大做文章，加大了對白宮的抨擊和批評。共和黨人提出，由於朝鮮的“大埔洞2號”導彈射程可以達到美國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因此部署NMD成為了當務之急。針對修改反導條約遲遲得不到俄羅斯的回應，共和黨議員主張單方麵退出反導條約。共和黨參議員考克蘭（Thad Cochlan）提出：“共和黨對於反導條約的底線相當明確：我們尋求與俄羅斯的合作，但無論如何，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遠較維持一個國際條約的完整性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