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來看，TMD與NMD對國際安全的挑戰和衝擊，是美國在當今國際關係中竭力謀求“霸權和平”所帶來的。彈道導彈防禦計劃是美國力求鞏固其全球“霸權體係”，建立“霸權和平”的工具。
“霸權和平”基本理論
“霸權和平”理論主要來自於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Jilpin）。在吉爾平看來，國際體係的穩定能夠最大程度地符合美國的利益。如何維持國際係統的穩定呢？首先，這一理論特別強調國際體係的作用，認為國際體係是可以影響國家行為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同時，國際政治的最大變革就是國際體係的變革。因為“如同國內社會一樣，國際體係的性質決定了該製度為誰的利益服務的功能問題。這個製度的變化，也就意味著這個製度所給予單個成員的利益同它所強加於這些成員的損失的分配性變化”[33]。
吉爾平教授對國際關係中體係的認識如同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他指出：“建立國際體係與建立任何一種社會製度或政治製度都是出於同樣的理由。行為者進入社會關係並創立社會結構，都是為了更多地謀取各種特殊的政治經濟利益以及其他各種類型的利益。由於一些行為者的利益有可能與其他行為者的利益相衝突，被那種社會安排所極力維護的那些特殊利益有助於反映出這個社會結構中各種行為者所具有的相應權力的狀況。也就是說，盡管社會製度給所有行為者設定了行為約束，但是，為這個社會製度所獎罰的各個行為者卻隻符合該社會製度中權力最大的那部分成員的利益，至少在該社會製度建立之初情況如此。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由於經濟、技術和其他領域的發展變化，其結果是，那些從這個社會製度的變化中得益最多的個體行為者和那些獲得權力來影響這種變化的個體行為者，就會設法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改變這種製度。改變後的新製度將反映出新的權力分配狀況以及這個製度新的統治成員的利益。”為此，吉爾平教授得出結論：“政治變革的前提，存在於現存社會製度與那些在該社會製度變革中受益最大的行為者之中的權力再分配之間的斷層處。”[34]
吉爾平教授把這樣的結論用於分析國際關係，認為：研究國際政治的變革，重點必須放在政治行為者為了謀取更多的自身利益而作出的改變國際體係的努力這個問題上。無論所追求的這些利益是否是安全利益、經濟利益或者意識形態利益，國家目標的實現，都取決於國際體係的性質，即該體係的統治方式，該體係的規章製度以及對各種權利的認可等等……同任何社會或政治製度一樣，國際政治變革的進程最終反映的是個人或各種群體為謀取更多的利益而改變各種製度或體係的努力。由於群體或國家利益以及權力的變化，反映這些在利益和權力方麵根本變化的政治體係也將相應發生變革。[35]
國家總是在國際體係中活動，“國際體係提供了一係列機會，也具有一係列的約束力。正是在這種機會與約束力並存的環境下，個人、群體和國家謀求實現更多的利益”[36]。同時，“國際體係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行為體的類型，如城邦、帝國、民族國家等等”[37]。國際體係為國家提供有規則的互動，如斷斷續續的武裝衝突或者高度的相互依存。國家間外交、軍事、經濟和其他關係的總和構成了國際體係的運轉，“尤其是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關係已經逐漸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它使貿易、金融關係和對外投資成為當代世界國際體係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38]。
國際體係的控製或統治是通過三個方麵的因素起作用的。首先，“國家間權力的分配構成了各種國際體係的主要控製形式。每種國際體係中占支配地位的國家或帝國都在該體係內，尤其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組織並維持一種政治、經濟以及其他領域內的網絡。這些在曆史上被稱為列強、在今天被稱為超級大國的國家，在各自單方麵努力和相互作用的共同影響下，確立並實施了既左右它們自己，也控製體係內相對比較弱小國家的行為的基本規則和權利。”其次是國家間威望的不同層次。國際體係控製能力的第三個部分是“統治或者至少是影響國家間互動的一係列權利和規則”。用赫德利·布爾的話來說，國際體係不僅是由各個國家所組成的體係，而且是一個由分享共同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的國家所組成的社會。[39]如果共同的價值和行為規範能夠不斷得到鞏固和提升，國際體係的穩定就會持續。
當國際體係中存在一個霸權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等各方麵具有比其他國家更大優勢的實力地位，並且具有使自己的實力轉化成為各種現實的國際影響力的堅強意誌，這個霸權國家因為自己的利益與體係穩定的利益充分一致，就可以有效地發揮體係的控製力，從而在國際體係中維持秩序，並塑造持久的係統和平。在吉爾平看來，霸權國有能力、有意誌維持國際秩序和國際係統的穩定，因此，霸權國的存在本身就為係統提供了必要條件。進而，當霸權國國力強盛的時候，它的意誌就可以比較充分地轉化為管理國際係統的實際影響力。霸權與國際衝突之間，就可以形成一種逆相關關係。霸權國實力越強大，國際衝突的頻率就越低。[40]霸權也成為了國際體係根本性的秩序安排原則。
雖然美國政治人物在自己公開的言論中很少談到美國的霸權追求，而是經常使用要“領導世界”這樣的含蓄字眼，但從實際行動上，美國卻無處不在體現其霸權國的地位和目標。由霸權穩定論我們可以了解到，霸權國不可能一方麵希望主導國際自由經濟秩序，另一方麵卻不負擔軍事承諾和軍事幹預，而在政治和軍事安全等方麵采取單邊主義，或者退縮為孤立主義。盡管在後冷戰時代美國國內輿論認為，美國應該減少海外軍事幹涉，但美國政府卻表現出了積極介入和推行幹涉主義的做法。美國在冷戰之後並沒有因為前蘇聯的解體而撤退其在全球的軍事力量，相反，卻繼續在亞太、中東和歐洲保持前沿軍事力量部署，增加了其對部分地區的所謂安全承諾；美國非但沒有因為缺少了前蘇聯這個直接的威脅而減弱軍事同盟，相反，卻繼續加深軍事同盟的義務，擴大軍事同盟的範圍；美國與中國、俄羅斯等國擴大了交往的範圍，但繼續保持著強烈的防範意識；美國沒有因為與俄羅斯削減進攻性戰略核武器而降低威懾力，相反，卻通過導彈防禦係統的研製和部署，進一步提升美國在軍事上不受挑戰的地位。這一切，都是美國力圖在後冷戰時代推行“霸權和平”戰略的鮮明寫照。
彈道導彈防禦計劃與“霸權和平”戰略
後冷戰時代是美國對外政策繼續的“全球主義”時代，建立霸權和平和推行對外軍事幹涉是這一政策的基本要求。美國認為，為了維護民主、人權、自由市場經濟和維持地區秩序，美國都必須對地區安全事務承擔安全義務。而隻有在廣泛安全義務的基礎上，現有國際體係保持結構穩定和發展，美國將享有最大的利益。對美國來說，維持普遍的安全義務與建立“霸權和平”是相輔相成的。維持安全義務，就必須推行軍事幹涉主義；而美軍的軍事幹涉並不能直接使用非常規武器，憑借美國優勢的常規力量足以解決一場中等規模的地區戰爭。然而，正是因為美國常規武器的優勢，使得發展中國家要對抗美國的常規軍事幹涉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成為了基本的依靠。美國認為，後冷戰時代美國軍事幹涉政策的最大“威脅”，就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
導彈防禦計劃可以對美國後冷戰時代的軍事幹涉戰略直接產生四大好處。
（1）美國認為目前美軍直接卷入地區衝突展開軍事行動的最大威脅，來自於衝突區域國家所擁有的彈道導彈。戰區導彈如果不能加以有效攔截，美軍插手地區軍事衝突的自由度就可能被降低。或者說，美國將會為它的軍事行動付出更多的人員和裝備損失的代價。
（2）美國的幹預主義如果麵對“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時，有了TMD和NMD之後，就可以不怕受“要挾”，或防止“國際恐怖主義勢力”對美國的報複，這樣就可以按照美國的意圖去解決“區域危機”，如對付伊拉克和南斯拉夫。
（3）進一步鞏固美國的軍事力量優勢，以對付像中國或俄羅斯那樣重量級的、具有“潛在威脅”、被認為政策上又存在不確定因素的國家。
（4）以軍事實力來促進美國的外交政策，以美國不受挑戰的軍事優勢來加強美國使用外交方式的實效性。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解釋，發展BMD的基本目的就是為了“保護美國前沿部署的軍事力量、美國的軍事盟友和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區，以阻止擁有戰區彈道導彈的敵人有可熊對上述目標的攻擊；此外，導彈防禦計劃對抑製導彈技術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也有積極作用”[41]。
因此，TMD和NMD的部署無疑會進一步增強美國軍事手段的政治和外交效應，美國式幹涉主義在解決區域問題上的表現會更為明顯。
克林頓政府上台至今，美國在地區軍事衝突的直接幹預問題上，已經基本形成了“克林頓主義”。“克林頓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對影響美國戰略利益的地區衝突或地區危機，美國可以先采取外交行動予以幹預，爭取按照美國的意圖和設想首先進行外交解決；一旦外交幹預失敗，美國將通過強大的常規力量優勢和戰略力量來進行“威懾”，以便防止事態出現美國所不希望看到的惡化趨勢。在這方麵，“預防性防禦，是一個重要的步驟。對於有可能出現問題的區域，美國在外交行動的同時就采取了各種預防性的軍事措施，例如維持冷戰時的軍事同盟體係和前沿軍事力量部署。如果威懾和外交手段都相繼失靈，那麼，美國將利用”預防性防禦“已經形成的軍事力量和軍事合作網絡，憑借美國的常規技術優勢，特別是空中打擊，不惜直接軍事卷入；而一旦軍事卷入，將以高技術武器實行空中打擊為主，基本不涉及地麵行動，以便將美軍人員傷亡減低到最小程度。這就是美國在解決地區安全事務中的”三D方針“即外交（Diplomacy）、威懾（Deterrence）和預防性防禦（Preventive defense）。一旦”三D“失敗，美國將根據對手的狀況和利益需要決定是否直接進行軍事幹涉，維護美國所希望建立的”霸權和平。
美國和北約在南斯拉夫問題上采取的直接軍事行動，充分說明了“克林頓主義”的本質。南斯拉夫不擁有中短程導彈，更不具有洲際導彈，因而美國在軍事解決南斯拉夫問題時，TMD或NMD都沒有迫切性。但是一旦TMD和NND部署完畢，美國推行“克林頓主義”的對象國就可以進一步擴大，其軍事卷入和幹預的行動自由就會進一步提高。1999年4月6日，奧爾布賴特提出持續轟炸南斯拉夫是美國在實驗將用於21世紀的“新戰略”，[42]表明美國將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繼續推行“克林頓主義”的戰略性構想。TMD和NMD進入實戰狀態後，美國實行這樣的“新戰略”無疑就多了新的“保險係數”，美國式的所謂“人道主義幹涉”可能更頻繁。此外，從“防禦—進攻”理論來說，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如果能夠建立起有效的防禦能力的話，其軍事行動的進攻性行為將進一步上升，因為進攻總是比防禦具有優勢。而抑製攻擊性軍事行為的一大原因是因為怕遭到反擊，由於缺乏有效的防反擊能力而使得進攻變得謹慎。[43]但美國由於導彈防禦係統的部署而建立起了相應的防反擊能力後，美國進攻性的軍事幹涉行動顯然將變得更為頻繁。
美國導彈防禦計劃中武器係統的能力特點，典型地體現了美國在後冷戰時代力求鞏固美國海外駐軍、保持美國廣泛的軍事義務和追求對外軍事幹涉主義的政策需要。對這一點說明得最生動的是TMD計劃中的海基戰區導彈防禦係統。TMD的海基係統是克林頓政府導彈防禦計劃的一大特色。它能對美軍的海外軍事行動產生以下幾個方麵直接的好處：首先，海基TMD係統可以充分發揮“前沿部署”的優勢，具有衝突預防、危機處理、威懾和傳達政治信息等多重功能；其次，NAWD和NTWS可以繞開陸基，PAC-3和THAAD部署在海外的麻煩，比如部署國的主權、領土要求，以及部署國能否支持和同意部署等問題；第三，可以利用艦隊易於調動和快速布防的突擊性，對危機區域進行迅速布防，從而為施加軍事壓力和準備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形成快速的導彈防禦能力。
美國口口聲聲宣稱“流氓國家”的導彈威脅，可能這將被證明永遠是一種不會成為現實的“威脅”。從二戰結束到現在的55年中，美國受到威脅程度最大的階段應該是在冷戰時期。但無論在冷戰時期還是在後冷戰時代，就是連海外美軍都從來沒有受到過主動性的軍事進攻（除了恐怖主義行動之外）。非常可能的前景是，美國的彈道導彈防禦武器係統將永遠沒有“用武之地”。美國自己也一再強調“威脅”被證實後，NMD才將正式進行部署。因此，從曆史的經驗與美國今天的實力地位來說，無論NMD部署與否，它的最大作用不是實戰，而是美國權力地位不受挑戰的象征，是美國一種追求“國際威望”的必然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研製NMD的過程和實際部署，與美國一貫追求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力和霸權地位的其他政策並沒有本質的差別。
吉爾平曾經特別指出了霸權國的“威望”在維護國際體係穩定中的作用。他認為，國際關係中的威望與國內政治中權威的作用具有同等功能。如同權威概念一樣，威望既與權力的概念非常接近但又有區別。“無論是權力還是威望，其功能都是要保證該體係中較弱小的國家服從占統治地位的那個或那些國家的領導。”威望也像權威那樣具有其道義和功能的基礎，但最終還是取決於經濟和軍事的實力。“威望就是實力的聲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聲望。可是，實力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軍事以及與此相關方麵的能力，而威望主要是指其他國家對一個國家行使其權力的潛力、能力和意願的看法和認識。”當代戰略理論認為，威望包括一個國家權力的可靠性，以及它為實現自己的目標而遏止或脅迫其他國家的意願。可見，權力與威望是不同的。而且，現存的權力分配與威望的層次有時是相互衝突的，這一事實是國際政治變革中的一個重要因素。[44]
吉爾平教授還進一步指出：“猶如權威是國內社會命令中心這一特征一樣，威望（而不是權力）是國際關係中的日常貨幣。”[45]威望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是一個國家的實力受到承認。如果實力受到承認，最大的好處就是一個國家通常可似在不使用它的情況下就實現自己的目標。正是由於這個道理，國家間在處理外交事務和解決衝突時，實際上很少公然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國家間的交易及談判結果主要取決於參與各方相應的威望。因此，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和軍事能力的一種功用，卻主要是通過成功使用力量，特別是積極地發揮自己實力的影響力來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