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98年下旬以來，美國的“戰區導彈防禦計劃”（TMD）已經成為中美關係和台灣海峽兩岸關係中一個新的焦點。中國已經明確表示，如果美國的TMD係統擴展到台灣，那麼中國方麵將不得不作出“應有的強烈反應”①。中方雖然現在還沒有把“底牌”亮開，即“應有的強烈反應”到底是什麼，但毫無疑問，不管什麼樣的“強烈反應”都預示著“第四次台海危機”的到來。
美國的彈道導彈防禦計劃從一開始就遭到了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中美兩國在該問題上的對立，集中暴露出了中美安全關係中各種深層次的問題，以及中美安全關係中各種潛在的危險。危險之一，就是中美兩國在彈道導彈防禦問題上走向分裂和對抗。客觀地說，這是這兩個國家都不希望看到的。但誠如基辛格博士所指出的：“美國政府顯然希望把導彈防禦計劃納人一個框架。在這個框架內，它僅限於防禦朝鮮這樣的‘流氓國家’的威脅。然而，一種針對朝鮮的反彈道導彈係統也可以用來對付來自中國的威脅，而把俄羅斯排除在外的對付中國的戰略防禦體係意味著確立了國家安全重點，這將對所有其他的國際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②
中美TMD爭執的由來
中美在TMD問題上的爭論來自於美國將東亞列入TMD部署的重點區域，特別是美日TMD聯合研製以及美國有可能將台灣納入TMD係統。這些TMD非技術性的發展損害了中國國家安全，也危及到了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在冷戰後時代，美國和中國是兩個在東亞地區安全問題上最有影響力的大國。中美關係的穩定是東亞安全的基礎，而中美關係的動蕩、甚至走向對抗則是導致東亞安全局勢惡化的最大因素。毫無疑問，兩國對東亞地區安全都承擔著難以推卸以及不可替代的責任。一種基本的認識是，隻要中美兩國維持合作與穩定的關係，地區安全局勢難以出現實質性的變化。③令人遺憾的是，兩國在如何推動東亞安全局勢的發展問題上，一直難以形成較多的共識。其結果，雙方在追求地區安全與穩定的努力上，一直存在著潛在的對峙。而且，雙方都常常把對方視為削弱本國和地區安全利益的最大競爭對手。1996年3月，中國在東南沿海進行導彈試射，以此警告台灣當局不要在分離主義的道路上走得太遠。美國為了“維持”兩岸關係的所謂和平狀態，向台灣海峽附近地區派出了兩支航空母艦特混編隊，以向中國炫耀威力的方式來顯示美國對保持台灣海峽現狀不因武力發生變更的決心。這兩個特混航母編隊是自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以來，美國在東亞地區最大規模的海上戰鬥力量的集結行動。雖然美國的航母編隊並沒有靠近台灣海峽，但它們的出現，無疑代表了“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幕，也為中美之間是否有可能在台灣問題上爆發直接衝突留下了豐富的想象空間。
問題是，如何保持中美關係中合作的因素？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美，與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高層首腦會晤後提出建立“麵向21世紀中美戰略夥伴關係”。在10月29日簽署的兩國元首聯合聲明中，中國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兩國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關鍵。克林頓政府則重申，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遵守美中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但近年來，由於在台灣問題上兩國的政策衝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潛在安全關係的緊張有擴大的趨勢，中美是否構成“戰略夥伴關係”在美國不斷受到質疑，在中國也越來越多地引起疑慮。“戰略夥伴關係”具有很強的政治象征意義，它表明中美兩國無論在全球安全的層次上，還是在區域的層次上，以及在雙邊關係的層次上，維持和發展兩國的戰略性合作都具有廣泛的、建設性的意義。但由於台灣問題的“瓶頸”作用，目前中美在防擴散、軍控、促進國際問題的政治解決和推動地區局勢向穩定化方向發展等合作性方麵的努力受到了或多或少的衝擊。然而，說到底，“戰略夥伴關係”的內涵，不是中美在安全領域中的合作到底已經做了什麼，而是未來應該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所具有的意義。因此，戰略夥伴關係的最大作用是時時刻刻提醒雙方的領導人、分析家和防務官員，兩國戰略利益相互影響和作用的重要性。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勢，是因為兩國的“戰略合作”似乎從情感上和意識形態上很容易就會走向“戰略對抗”。這種中美戰略合作與戰略對抗易位的簡單化，是當前中美安全關係中最大的“安全困境”。而其中最大的症結是台灣問題。
雖然TMD的研製和部署具有直接的中國指向，由於中國政府意識到在力量上與美國所存在著的巨大差距，以及美國了解穩定的中美關係對中國的重要性，有關“防禦一進攻性力量”的相對變化，並非構成中美將走向關係惡化的絕對原因。換句話說，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困境”對當前的中美關係來說，不是導致中美關係必然惡化的決定性因素。1998年12月中旬，江澤民主席在全軍工作會議上強調：“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必須服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中國軍事現代化應該是在國家經濟力量發展的整體水平和需要的基礎上逐步實現現代化。”④從1993—1999年，中國的軍事力量發展和軍事部署，與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的演進沒有必然關係。美國也並沒有認為中國現有的軍備水平和安全戰略，構成了美國國家安全的即時（real time）威脅。中國充其量隻是地區大國，無論是中國軍事力量的投射能力還是投射軍事力量的興趣，在今後相當長時間內，都不足以使中國成為美國的戰略性競爭對手。中國領導人對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視充分說明，中國遠不是一個願意與美國為敵的國家。⑤然而，TMD問題之所以成為中美關係中一個尖銳的爭執點，進而對未來的美中關係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TMD“中國指向”中的台灣問題。這個指向將關係到兩岸關係的走向和中國對台灣的統一政策，因此，TMD擴大到台灣的前景對中國的刺激和影響就更直接，也必然為美中關係埋下了“爆炸性”的種子。
中美兩國圍繞著台灣問題的安全利益衝突在後冷戰時代一直是東亞區域安全構造中潛在的最大問題。從1995年9月一1996年3月的“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以來，美國政策和防務部門強烈地認識到中國在東南沿海的導彈部署，構成了對台灣的最大威脅，也構成了中國在東亞地區發揮“擴張性”軍事影響力最主要的手段。⑥因此，如何抑製和平衡來自中國的“導彈威脅”，保持美國對台灣“安全”所承擔的義務，是美國在東亞地區安全政策和兩岸關係政策中的基本著眼點，也是白宮對台灣承擔安全承諾的具體表現。
對美國來說，TMD入台具有政治、外交、戰略和軍事等多重作用。從軍事上來說，TMD可以直接削弱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威懾力，挽回在中國“導彈威脅”麵前將會失衡的兩岸軍事力量對比，保證台灣有基本的抗禦大陸“軍事進攻”的防務力量。如果台灣加入美日TMD聯合研製，美國也可以讓台灣分擔TMD研發所需要的巨額經費；從政治上來說，可以加強美國主張的兩岸問題應該由兩岸中國人和平解決的可能性，為台灣當局的所謂“自由意誌”輸血打氣。如果將TMD擴展到台灣，實質性地滿足台灣的防務需求，可以減弱國會強大的親台勢力向白宮所施加的壓力；從外交上來說，美國可以利用TMD的“防禦性”武器的性質，避免中國可能作出的強烈反應。同時，也可以使得白宮多一個“外交籌碼”，壓中國大陸減少針對台灣的導彈部署，推動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的緩解；從戰略上來說，TMD入台也可以強化美國在東亞的戰略態勢，預防中國對美國在東亞利益可能帶來的“排斥性”挑戰，遏止中國在戰略上可能對美國形成的威脅。隻要台灣成為東亞TMD區域係統的一個單位，對美國在未來“遏製”中國的軍事努力將有更為顯著的意義。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