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
——胡適：《戲和叔永再贈詩》
反傳統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新詩的基本趨向之一。對於日漸衰萎的中國古典詩歌傳統，初期白話新詩可謂是逆子貳臣；對於20年代前期的中國式的浪漫主義傳統，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革命詩歌則大行否定批判之道；對於20年代到30年代的所謂感傷主義餘風，40年代九葉詩人和七月詩人的反叛意識也顯得特別的強烈。中國現代新詩從誕生、發展到成熟，始終響徹著反傳統的呼聲。
中國新詩的反傳統常常借助外來文化的力量，如胡適首開風氣的“嚐試”之於英美意象派，革命詩歌之於世界無產階級文學，九葉派、七月派之於葉芝、艾略特等人的20世紀詩風或者西方浪漫主義等等。我們完全可以認為，沒有外來文化的啟示和激勵，中國現代新詩的反傳統將難以發生。但是，作為中國語言文化組成部分之一的中國新詩，它對傳統的所有背離行為終究還是在傳統之中進行的，剔除、刪減了某些傳統，又組合運用另外一些傳統，並且繼續形成著屬於中國詩歌文化的新的傳統，外來文化的刺激和影響最終也還是要通過傳統語言、傳統心理的涵養和接受表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反傳統永遠不等於兩種文化的簡單碰撞與衝突，它的實質是對傳統的再發現、再認識和再結構。當然，外來文化也會影響著這種發現、認識和結構的具體方式及其深度。
於是，我認為，要深入剖析中國現代新詩的反傳統趨向，就不能繼續停留在與外來詩潮的種種聯係之上，而要進一步地向下挖掘，探討這些“叛逆”之所以發生的自我根源，總結它們是在何種層麵上展開的，對我們傳統的詩又化作了何種方向的改造，又有何種程度的保留。反傳統恰恰需要我們新的民族又化批評。
1.宋詩：反傳統的詩文化原型
中國現代新詩的反傳統能否獲得中國古典詩歌精神的支持，或者說，在中國古典詩歌幾千年發展所形成的傳統中是不是存在著自我否定、自我反撥的文化原型，這是我們研究的起點。因為，如果不存在這樣的原型，中國新詩接受異質文化也就失去了最起碼的基礎，失去了“叛離”所要求的基本的心理承受能力。
我認為，宋詩就是存在於傳統之中的反傳統原型。
中國古典詩歌藝術是在中國“大一統”的文化環境中成長定型的，隨著中國又化去粗取精、多元而一元地走向成熟，中國古典詩歌也由先秦的“自由”轉向晉唐的“自覺”。這個轉向，實際上就意味著對個體自由的逐漸削弱和淡化，意味著自我物態化、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的精純和完善。特別是晚唐五代及兩宋的詞作，更是從生命追求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麵將這“大一統”的詩學意境推向了峰巔。當然，所有這些藝術成就都是在“大一統”的文化背景中實現的，如果社會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後沒有自我否定的趨向，如果詩人的個性繼續消退，而它所浸染著的物化境界本身又不可能出現更多的更複雜的變化，那麼成熟也就包含著深刻的危機了。晚唐五代及兩宋詞（特別是慢詞）終究淪入空疏、浮靡的絕境。魏晉唐詩宋詞代表了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典型形態，包括它的興盛與危機。
與晉唐詩、也與同代詞（以慢詞為主流）的美學藝術追求頗不相同，宋詩有意識地另辟蹊徑，走出了一條反傳統的新路，所謂蘇黃一出，滄海橫流，唐風盡變，唐宋詩界限判斷始分。我認為，宋詩的新變特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加以認識。
政治上濃厚的道德觀念。這是後期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獨特話語。盛唐可謂是前期封建社會的繁榮期，蒸蒸日上的國勢醞釀著開明的政治觀念，詩，作為意識形態的藝術話語也呈現出一種開闊的政治胸懷，“登高壯觀天地間”，具有較大的包容性，仕與隱，進與退，“修齊”與“治平”各得其所，取舍由人。有宋一代卻轉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官僚體製優勢耗盡，積貧積弱。南渡之後，更是南北輻裂，中原易主，泰山壓卵。在沒有新的政治文化引入之前，人們似乎更願意竭力維護儒家道統觀念的統治地位，希望通過強化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以力挽狂瀾。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詩人皆終生沉浮於宦海之中，他們都把文學創作活動與政治活動緊密地聯係起來，明道致用，詩派與理學結盟，詩歌帶有較多的說教意味，又都對偏離儒家道統軌道的晚唐五代文風大加鞭撻。杜甫“奉儒守官”的一麵成為宋代詩人人生與藝術的榜樣，“子美集開詩世界”（王禹《日長簡仲鹹》），其“仁政愛民”的政治理想和深廣的社會責任感都一再激蕩在宋代詩人的心中。
文化上鮮明的理性意識。儒釋道多種文化體係在宋代相互參融、滲透，理學予儒家的性命道德之學以佛老式的思辨特征，佛老之玄學思辨極大地影響了一代人的思維方式。從慶曆到元祐，經世致用的理性思潮在政治變革失敗後演變為自覺的理性反省，重在治心養氣，格物致知。這也表現在詩歌創作之中。如果說，盛唐傳統是蓬勃向上，豪情奔放，充滿青春與朝氣，那麼宋詩則已進入到曆史的反思階段，充滿思辨色彩；它不以現實圖畫見長，而把摹寫生活圖畫提高為剔抉解剖生活，把描繪人生提高為探索思考人生，表現人格修養。宋代詩人傾向於從世事萬物中玄思天地造化，相信“一事之中，理皆全遍”，時時透出睿智的哲學風範。例如蘇軾在流連山水之餘，還不忘理性的證悟：“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題西林壁》）
人生觀上的滄桑體驗。中國封建社會後期，隨著這一體製內在活力的喪失，長時期積聚起來的矛盾再難掩蓋，也沒有解決的途徑。在高度嚴密化的政治秩序裏，在內憂外患、風雲動蕩的催迫下，知識分子基本上已經失卻了進取的信心和能力，更多地浸泡在世事無常、命運堪憂的嗟歎當中，政治上執著的道統觀念倒越發將人推進理想與現實相分、離的尷尬境地，從而加深了人生如夢的悲劇性體驗。盛唐氣象是明快歡暢的，即便憂傷，也屬於少年式的空靈的感傷：宋代詩歌則凝重沉鬱，思慮重重。蘇軾唱歎：“嗟予潦倒無歸日，今汝蹉跎已半生。”（《侄安節遠來夜坐二首》）黃庭堅：“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寄黃幾複》）陳師道：“花絮隨風盡，歡娛過眼空。”（《夏日書事》）有的評論家說得好，在宋詩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的“老境”背後，“是一種人世滄桑的淒涼和強歌無歡的沉鬱”。
藝術觀上的革新精神。隨著一係列政治觀、人生觀、文化觀的改變，宋代的詩歌藝術已經建立在了一個新的曆史層麵之上，同晉唐的詩歌傳統比較，它洋溢著強烈的革新精神。宋代又學素以“詩文革新”為口號，黃庭堅詩雲：“隨人作計終後人”，又說：“文章最忌隨人後”（苕溪漁隱叢話》）。關於宋革唐風的種種特征，前人曾作了多方麵的歸納，如雲：“唐人豪邁者，宋人欲變之以幽峭；唐人粗疏者，宋人欲加之以工致；唐人流利者，宋人欲出之以生澀；唐人平易者，宋人欲矯之以艱辛；唐人藻麗者，宋人欲還之以樸淡；唐人白描者，宋人欲蓋之以書卷；唐人酣暢者，宋人欲抑之以婉約；唐人多煉實字，宋人兼煉虛字。”（陳祥耀《宋詩話》）林林總總的概括之中，我認為最首要的還是所謂的“以文為詩”，即打破晉唐詩歌物我涵化、含蓄蘊藉的美學規範，反對傳統竭力營造“純詩”境界的路數，用散文化的方式創造詩歌，廣泛采用敘述性、議論性的語句；同時拋棄傳統語言留空白、求意會的氤氳氛圍，刻意突出語詞本身艱硬的難以回避的表達效果，造拗句，押險韻，尋典故，“點石成金”，“脫胎換骨”，“以腐朽為神奇”。
宋詩的這一係列思想藝術追求，都是與晉唐傳統很不一致的，屬於另一重天地。如果我們從文化哲學的高度進一步加以梳理和總結，把這些思想藝術潛在的文化取向加以擴張、放大，那麼就更可見出它們與晉唐傳統的深刻差別了。政治觀念上的儒釋道兼容，人生觀念上的享受生命，文化觀念上的感性思維，以及藝術觀念上的純詩追求、這都使得晉唐詩歌比較容易地淡化“自我”，進入“物化”的意境，從而在世界詩歌史上放射出最具有民族色彩的光芒；而宋詩的諸種趨向卻顯然是擴大了個人的意誌力和思想的輻射力，述說個人的社會人生感慨，將自我帶離可親可近的客觀世界，轉而在人類文化的創造物中尋求語言的信息。由此，物態化的意境理想遇到了困難，麵臨著危機。
如果我們承認晉唐詩歌的物化境界代表了中國古典詩歌傳統最典型的形態，那麼，宋詩對這一境界的某些偏離則體現了中國古典詩歌中一種十分難得的反傳統力量，宋詩便是存在於傳統之中的反傳統文化原型。
2.反傳統的中國新詩
中國現代新詩從它與傳統詩歌對抗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暗含了同反傳統的宋詩建立起千絲萬縷聯係的可能。宋詩作為反傳統的文化原型很可能在一定的氣候下複活，不管它采取什麼樣的方式。
真正對中國現代新詩構成巨大曆史壓力的顯然不是所有的中國古典詩歌。明清沒落期的衰弱的中國古詩不大可能成為中國新詩發展的絆腳石，因為在這個時候，傳統藝術的黯淡無光倒恰恰證明了開拓前進的必要性，並且賦予中國詩人莫大的自信心和優越感；能夠對稚嫩的薪生的藝術造成巨大威懾的是古典藝術的極盛期，是在它的思想和藝術等各個方麵都散發出無窮魅力的時代，它的存在、它的輝煌都時刻反襯出新生力量的贏弱、渺小和粗陋。如前文所述，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典型形態是晉唐詩歌，所以，與中國現代新詩形成曆史對抗的“傳統”元素正存在於晉唐。中國新詩要擺脫古典詩歌的束縛，建立新的富有時代精神的美學理想，就必然突破晉唐傳統的藝術模式，包括自我物化、天人合一等等內容自然都得價值重估。宋詩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上為現代新詩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詩學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