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橋的柔波裏，我甘願做一條水草！
——徐誌摩：《再別康橋》
中國現代新詩批評的權威人士朱自清曾認為：“現代中國詩人須首推徐誌摩和郭沫若。”但是，對於這位“首推”的詩人，我們卻一度爭議不休，莫衷一是。特別是，在徐誌摩那似乎是駁雜的“思想庫”中，究竟什麼樣的追求占據著最根本性的地位，究竟是怎樣的因素構成了“徐誌摩詩學”的獨特性，是民主個人主義，還是英國式的小布爾喬亞精神，或者是所謂“單純的信仰”，是“愛，自由，美”？顯然，這些不同的認識都揭示出了徐誌摩思想藝術追求的若幹重要內涵；但遺憾之處也存在，我們還沒有找到既有統攝性又更具有徐誌摩個人特質的思想元素，我們還沒有細致地說明，作為一種普遍性的文化思潮或思想趨向，徐誌摩所具有的民主個人主義、小布爾喬亞意趣與“愛，自由，美”又有些什麼個體意義。
我認為，在徐誌摩所有的思想藝術追求當中，最值得我們深究的是他與自然的關係，是他對自然的親近與投入，對自然的接受和體驗。大自然的單純、和諧深深地內化成了詩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內在地決定著徐誌摩詩歌創作的藝術選擇；也是在與大自然的親和當中，徐誌摩自覺不自覺地實現了與中國傳統詩歌文化精神的默契，從而把現實與曆史、個人詩興與文化傳統融合在了一起，完成了中國古典詩學理想的現代重構；無論是與自然的親和還是與傳統的默契，在徐誌摩那裏都顯出一種渾然天成、圓潤無隙的景象。在竭力以反叛傳統、創立自身品格的中國現代新詩史上，如此愜意的精神契合，如此精巧的文化重構還是第一次出現。
1.自然之子
大自然參與了徐誌摩的人生。童年時代他就“愛在天穹野地自由自在的玩耍，愛在燦爛天光裏望著雲癡癡地生出一個又一個的幻想”。登高望遠，幻想“滿天飛”，這一童年的願望流轉在詩人一生的追求當中。徐誌摩是這樣久久地如癡如醉地徜徉在大自然的懷袍裏，康橋“草深入遠”、“一流冷澗”的景致讓他著迷，翡冷翠澄藍的天空、溫馴的微風讓他充滿了遐想，印度的深秋讓他感到春意融融，他的足跡與神跡融進了天目山、西子湖、北戴河等名山大川。他喜歡把課堂搬到綠樹成蔭、鳥語花香的大自然，他遐想著唐代的“月色”、“陽光”、“啼猿”、“濤響”（《留別日本》），他一再呼籲人們“回向自然的單純”，“回到自然的胎宮裏去重新吸收一番滋養”。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徐誌摩人生道路上的幾個危機時刻，都是大自然撫平了他心靈的創傷。康河的柔波洗滌了林徽因婉拒所帶來的惆悵，翡冷翠的幽靜化解了陸小曼痛苦不堪的遠影，順乎邏輯，大自然也成了引發徐誌摩感興的最主要的場所，據我對《徐誌摩詩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的粗略統計，直接以自然風物為題材的詩作接近一半，其他的抒情達誌之作也經常與大自然中的事物聯係在一起。
在這樣的意義上，我把單純、天真、隨和的徐誌摩稱之為“自然之子”。這樣的稱謂便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詩人的人生、藝術追求，便於我們更清晰地把徐誌摩與20年代的其他中國詩人區別開來。
不錯，幾乎所有的中國現代詩人都有過與自然相親近的經曆。例如，徐誌摩之前的郭沫若就是一位流連山水之人，對自然的感興也占了《女神》一多半的篇幅。徐誌摩的新月派同仁聞一多認為藝術是“摹仿那些天然的美術品”，“世界本是一間天然的美術館”。但是，比較來看，還是以徐誌摩的這種情感最渾然天成，在中國現代詩人當中也圓熟得最早。從郭沫若的人生曆程來看，他對社會本身的興趣絕不亞於他對自然的依戀，他一生的起伏曲折都與他社會意識的變遷緊密相連。徐誌摩與郭沫若在性格上都活潑好動，但一旦進入到社會領域，徐誌摩就顯然要遲鈍、笨拙得多。郭沫若的活潑好動貫穿了一切領域，他對社會性事務的熱心甚至更引人注目，連《女神》中對自然的感興也滲透了他所理解的社會改造思想。如果說徐誌摩是“自然之子”，那麼郭沫若則更像是一位“社會之子”。聞一多在讚賞自然之美的同時也不無矛盾地認為：“自然界當然不是絕對沒有美的。自然界裏麵也可以發現出美來，不過那是偶然的事。”“選擇是創造藝術底程序中最緊要的一層手續，自然的不都是美的。”與這樣有意識的選擇相聯係的是聞一多執著的文化意識。與徐誌摩無所顧忌地依戀自然不同，也與郭沫若濃厚的社會熱情不同，聞一多更傾向於在文化的層麵上來思考世界、探索人生。聞一多一開始就把自己自覺地放在中西兩大文化比較、衝突的位置上，他的懷舊、思鄉，他的現代格律詩的實驗，他的古籍研究，都從屬於弘揚民族文化這一信念。於是，自然風物本身也烙上了鮮明的文化印跡，他眼中的“孤雁”其實並不是大自然的飛禽，而是東方文明之子的象征：“淡山明水的畫屏”抹上了一些“壓不平的古愁”。徐誌摩則忘情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淡山明水”之中，他常常忘卻了身外的社會，也無意感受種種文化的衝突與重壓，他在學生時代就不是那麼的勤奮刻苦，“對學問並沒有真熱心”，對林林總總的文化籍典也沒有聞一多那樣的興趣；聞一多朝思暮想的“故鄉”是中國文化聖地，徐誌摩念念不忘的“故鄉”是風光旖旎的康橋；聞一多是天生的“文化之子”，而徐誌摩則是天生的“自然之子”。
2.自然之魂
對自然的親近、歸依是徐誌摩思想與藝術追求的基礎，他的其他精神趨向如民主個人主義、英國式的小布爾喬亞思想以及“單純的信仰”、“愛，自由，美”等等都在這一基礎上統一了起來。
徐誌摩宣稱：“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他的的確確是站在民主個人主義的立場上來理解人，理解人的個性、自我、情感、人格的尊嚴乃至社會革命。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徐誌摩所一再詠歎的個性、自我、情感、人格都絕不帶有任何的極端主義傾向，倒是常常與和諧相聯係，又與“現代文明”的狂放恣肆相對立，這就不是真正的西方意義的民主個人主義了，與五四時代郭沫若天狗式的個性奔突也判然有別。這樣的和諧顯然就來自大自然的啟示。例如他在《泰戈爾來華》一文中說：“我們所以加倍歡迎的泰戈爾來華，因為他那高超和諧的人格”，“可以開發我們原來淤塞的心靈泉源”，“可以糾正現代狂放恣縱的反常行為”。這樣高超的和諧更多地出現在自然環境當中，“隻許你，體魄與性靈，與自然同在一個脈搏裏跳動，同在一個音波裏起伏，同在一個神奇的宇宙裏自得”。徐誌摩強調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應當“獨處”，或許這就是他的“個人主義”的真實內涵吧：並非是現實生命與眾不同的獨立，而是在無幹擾的條件下以個人的感官去細細品味自然那和諧的韻致，“隻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你才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單是活著的快樂是怎樣的，單就呼吸單就走道單就張眼看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
徐誌摩所追求的“美”也不是生命搏擊下的燦爛輝煌，不是力量的美，雄健的美，悲劇的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徐誌摩是很難如郭沫若那樣“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也不可能從聞一多的“死水”裏開墾出美來，他所謂的美應當是渾融圓潤、和諧寧靜的自然之美：“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恣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蕩，應和著它們尾鬃的掃拂。”他還用同樣的美學標準去欣賞人，在英國女作家曼殊斐兒麵前，他感到：“仿佛你對著自然界的傑作，不論是秋月洗淨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南洋裏瑩澈的星空……你隻覺得他們整體的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說的美。”
徐誌摩為之奮鬥的自由有過多重含義，“生活的自由”、“靈魂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等等，他還為捍衛自己的自由而大談其政治理想，大作其思想批判的文章，不過，僅就他的人生實踐尤其是藝術實踐來看，自由並不是向世界挑戰，通常還是徜徉山水，自得其樂，不受他人幹擾的一種“逍遙”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