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海道大通使局部的文明交往轉變為全麵交往,交流的內容與數量急劇增加。在物質交流方麵,舊大陸的家畜、家禽、穀物、菜果進入了美洲、澳洲,美洲的農作物也廣泛移植於舊大陸和澳洲。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可可、中國的茶葉由此成為“世界飲料”,印度、南洋的香料亦普及為大眾調料。按美國史家斯塔夫裏亞諾斯的生動說法,大發現、大航海、大探險時代全麵交往的結果之一,是國際勞動分工首次大規模地在人類曆史上形成,世界由此逐步變成“一個經濟單位”;“美洲和東歐(包括西伯利亞)生產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亞洲提供一係列奢侈品,西歐則指導這些全球性運作並日益集中於工業產出。”海道大通所促成的全麵交往除了物質文明以外,還有思想、製度、觀念、宗教、文藝、科學等精神文明。因此,新的世界交往的廣度和深度是以往的交往所無法比擬的。
再次,新型交往的主渠道是海路,陸路為主的交往從此讓位於海路為主的交往。大通的海道主要不再是那些依附於大陸和群島的近海、淺海海道,而是環繞世界各大洲的海道。以後為了達其通暢,必要時連陸地也得為此讓路。19世紀下半葉蘇伊士運河與20世紀初巴拿馬運河的先後鑿通開航,以及19世紀末德國基爾運河的開通,實際上是轉型時期海道大通的曆史延續。隨著造船術、航海術、裝卸術的進步,長距離、大載重、連續運行的海上運輸越益顯示出它的優越性。這種優勢地位即使是火車發明後也沒有動搖。
地理大發現開啟的海道大通、世界相連(聯)促成了人類交往的巨大變化,其曆史意義深刻而久遠。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美洲和東印度航路的發現擴大了交往,從而使工場手工業和整個生產的發展有了巨大的高漲。從那裏輸入的新產品,特別是投入流通的大量金銀(它們根本改變了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沉重地打擊了封建土地所有製和勞動者),冒險的遠征,殖民地的開拓,首先是當時市場已經可能擴大為而且規模愈來愈大地擴大為世界市場,——所有這一切產生了曆史發展的一個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