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翻譯理論的差異決不應是優劣之別，而應多元互補，相得益彰。傳統派隻抱著“信、達、雅”不放，不願意接受西方翻譯理論中的精華，最後並不一定能促進中國翻譯研究的發展。隻要回顧一下80年代早期翻譯研究的狀況，就不難發現，當時的譯界已覺傳統理論力度有限，“信、達、雅”已無法為摸索中的中國翻譯研究指點迷津。因此，當中國翻譯界一接觸到西方的翻譯理論時，仿佛農夫久旱逢甘霖，一時間顯得有些盲目倒也可以理解。相反，傳統派提出要徹底拋棄“信、達、雅”之類的傳統研究方法，就顯得有些唯我獨尊。傳統派主張走自己的路，認為西方翻譯理論不適合於中國語言文化的國情，這就引出了翻譯理論普適性的問題。但事實上，中國理論工作者將西方翻譯理論應用到英漢翻譯實踐中的例子已經比比皆是。西方翻譯理論適用於中國翻譯研究已是不可爭議的事實。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大多數西方翻譯理論都是印歐語言間翻譯實踐的結晶，語言和文化間的跨度不大，而漢語和西方語言間的跨度大，且文化迥異，西方理論中的很多實例都不能照搬過來指導中國翻譯研究。但西方翻譯研究中總結出來的一些基本原則是有用的。其實“功能對等”的理論和中國理論中的“神似”和“化境”大有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之妙，不應相互排斥，而應並存。提出中西翻譯理論並存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西研究的方法不同，無法彼此取代。從西方研究的標準看，大多數中國傳統的翻譯研究學說充其量隻是翻譯的經驗之談，不是西方學術標準中可稱之為理論的研究。其實，傳統派不必因此而憤憤不平，但也決不要妄自菲薄。中國人和西方人本來在把握客觀事物方麵就風格迥異。西方人善於分析求證，中國人則喜歡宏觀把握；西方學者會用數萬字分析求證一個翻譯概念，中國人卻能一言蔽之。由於國際學術理論的重心在西方，很多學術話語和概念也自然而然地由西方學者創造與界定。這使我想到了中醫和西醫。西醫善於精確的分析，任何症狀和體征都有一個科學的解釋，而中醫卻著重於整體的把握，不見得拿得出清清楚楚可以用數字證明的證據。中國翻譯研究中的“信、達、雅”、“神似”、“化境”是中國學者在實踐中的體會，稱其為理論也罷，稱其為經驗之談也好，都改變不了它們存在的價值。中國傳統翻譯研究宏觀把握、渾然天成的特性恰恰可以言簡意賅地總結翻譯標準和相關的翻譯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