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春，我完成了一篇戲劇童話故事《命運之花》。在這篇故事裏，我試圖表明，不是藝術家的不朽聲譽，也不是華麗的王冠能給人帶來幸福，幸福要到一個人獲得少許滿足的地方、要到一個人付出愛又得到回報的地方去尋找。背景是丹麥充滿陽光的田園生活，藍天下，像在夢境裏一樣，映出了兩個畫麵——不幸的埃瓦爾和民謠裏吟唱的悲慘的布裏斯王子的生活。——我以真理的名義，緬懷我們的時代。我想表明，許多人隻從增加吸引力出發，為我們描繪的歲月，實際上是陰暗而感到淒苦的。
我把劇本交給了皇家劇院的經理。約·路·海貝爾曾在那裏擔任藝術評審。這大概是很得當的，因為他是一位顯要人物。但大家都知道，當時他對我根本沒有好感。在他用《摩爾姑娘》和《黑白混血兒》來折磨《死後的靈魂》中的在地獄裏受罪的靈魂之後，我又在他的《丹麥地圖》和《知識分子評論》中挨了幾棍子。當我為了迎合一位演員的心意對《阿諾特和美人魚》預作計劃以便夏天上演時，海貝爾特意把它定性為“直接從書店搬到舞台上去的東西。這部作品糟蹋了加德的柔和的音調。”他接著說，作者“通常缺乏自己的見解和才華，不能讓他的人物順理成章、清清楚楚地發揮他想要說明的思想。一切本應有機地聯係在一起的對照物，都被熬成一鍋淡而無味的粥糊糊，其個體都辨別不出來了。”
我確實認為這位詩人對我毫無好感，文藝界已把我的作品置於更嚴格的考評之下。事實就是如此。我認為個人的好惡推動著他這樣做。對我來說，這比我不久後聽到這個劇本也遭到拒絕的消息更使我傷心。和一個詩人關係鬧得這麼僵，對此我感到痛苦。本來我在很多方麵都是尊敬他的，為維持友好，我深信我已經對他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我襟懷坦白、自認為是懇摯地給海貝爾寫了一封信，不是為了我的作品能夠被采用，而是為了澄清我們的關係，並友好地和他交往。我請他解釋清楚為什麼不采用我的《命運之花》，還請他告訴我到底恨不恨我。他收到我的信後立即客客氣氣地來看我。他沒有在我家裏見到我，我便在第二天回訪。
他住在弗雷德裏克斯堡的工作室裏。我受到了格外親熱的迎候。這次拜訪和我們的交談，確定應該說是極不尋常的，但談話以他的一番解釋結束。它也表明，我們之間取得了更好的諒解。他對我清楚地說明了他不采用我的劇本的理由。就其立場而言，完全是持之有故的。但我們倆的意見大相徑庭，無法達成一致。他說他對我不懷任何怨恨，還直率地承認了我的才華。於是我指出他以前在他的《知識分子評論》中攻擊過我；還否認我有“自己的見解。”而我認為我在我的小說裏是表明了“自己的見解”的。“可是您沒有看過我寫的任何一本小說，”我說，“這是您自己對我說的。”——“是的，真是這樣，”他說，“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看過，但現在我會看的。”——“以後也要看，”我接著說，“在您的《丹麥地圖》中，您取笑我的《詩人的市場》，還談到我對可愛的達丹內勒斯一家人的熱情——但是在我的書裏，我明確地說過，達丹內勒斯一家人都不漂亮。相反，使我著迷的是博斯福魯斯一家人。但您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也可能您沒有看過這本書。您知道有一次您對我說，您不看大部頭書。”——“啊，是博斯福魯斯一家人，”他怪模怪樣地笑著說，“嗯，我不記得了。您瞧，別人也都不記得了。那隻是因為我想把您一棍子打死。”這承認來得很自然，在他是頗有代表性的，我隻有一笑置之。
當時我注視著他的聰慧的眼睛，同時記起了他所寫的一切佳作，我不可能生他的氣或者對他心存怨恨。於是我們的談話顯得更加生動活潑。他對我說了幾句好話，並把我的童話捧得很高。他還要我更經常地去看他。他說我是理應受到歡迎的。——我終於對這位詩人的性格有所了解，我相信他也了解我的性格。我們彼此的差異很大，但是我們兩人追求同樣的目標。
近幾年來，我贏得了也接受了很多好東西。這位天才詩人給了我更多的認同。按照劇目的順序，我的童話喜劇被搬上了舞台，在那個演出季節上演了七場。接著它就被擱置起來，至少當那些劇院主管人員在職時是如此。
我經常問自己是不是因為我的劇本寫得特別壞，或者因為我是那些劇本的作者，才使得那些劇本在一切場合都受到嚴厲的抨擊和責難？當然，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可以把一個匿名劇本送交給劇院，看看會有什麼樣的遭遇。但是我能不能保密？不，人人都會說我做不到，而這個意見對我大有好處。在短暫訪問尼瑟斯間，我寫了《國王在做夢》。除科林外，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作者。我聽說，當時海貝爾在他為《知識分子》撰寫的一些文章中，對我進行了猛烈的批評，但他對匿名劇本特別感興趣。確實，據我的記憶所及，正是他準許這個劇本上演。我還得補充一句，在他後來為《知識分子》撰寫的文章中，就有一篇是對這個劇本大加讚揚的令人快慰的評論。大概這是在他開始懷疑這個劇本是我寫的之後。幾乎所有的人都對此產生了懷疑。
一次新的嚐試又讓我從我所處的環境和我所聽到的批評與評判中找到了極大的樂。就在我爭取《命運之花》搬上舞台遇到困難的同時，我寫了《新產房》交給劇院。不久，這出小喜劇在讚譽聲中上演了。海貝爾夫人像克裏斯蒂諾一樣生氣勃勃，情趣橫溢。整個演出令人耳目一新，心醉神迷。大家都知道，演出非常成功。在這裏，除奧斯特德外，科林也知道這個秘密。我在家裏把劇本念給他聽，他很高興，就像他後來為這個劇本所受到的稱道和極度讚賞而高興一樣。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劇本是我寫的。首場演出的夜晚，我在回家的路上走著。我們的一位年輕有為的評論員來到我身邊，以鏗鏘有力的語句表達了他對這出短劇所感受到的快樂。我深受感動，生怕一句話或者一個眼色泄露了我的秘密，於是把語岔開，“我知道誰是作者。”——“是誰？”他問道。——“就是您，”我說，“您太激動了，您說的許多話泄露了您的秘密。今天晚上您不要去見任何人，不要像跟我交談一樣去跟別人交談，否則您就會露馬腳。”——他驚愕得臉紅了，用手按著胸口向我保證，說他不是作者。“我知我所知，”我笑著說。於是便為自己打圓場，說得走了。我真的再也控製不住自己，因此隻好說一些說過的話，他也就不懷疑這一招。
過了幾天，我得去見一見樞密顧問官阿德勒，他是劇院的導演，聽聽他對《命運之花》有什麼意見。“啊，”他說，“那是一部極富詩意的作品。但我們靠這種劇本賺不了很多錢。您知道您應該寫《新產房》那樣的劇本。那是一部優秀的劇本。當然，那是您的才華所不及的。您是抒情詩人，智力比不上那位作者。”“對，我恐怕比不上，”我回答道，於是我也開始稱讚《新產房》。多年來，這出短劇一直在上演並博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沒有一個人知道誰是它的作者。人們猜是霍斯特魯普，這對我沒有害處。不久，有些人也提到了我，但沒有一個人相信。我自己就看到很多作這種猜測的人都被糾正過來，所持的論據是：“安徒生不會保密，因為這個劇本是如此的成功。”——“對，我確實不會，”我說，同時暗自決定不泄露我是作者，直到幾年之後，它連續演出到新的一輪不再享有那出短劇所能享有的權益為止。我信守我說過的話。隻是到去年我把它和《國王在做夢》一起收入我的集子，我才承認它是我的作品。除了《不過是個提琴手》中的幾個怪人如彼得·維克之外，還有《奧·特》中的好幾個人物，一定都有珠絲馬跡，可以說明我是它的作者。我以為人們一定能自個兒在我的《童話》中發現一些幽默感，但是沒有人能發現。他們隻是在《新產房》裏發現了。這情況特別使奧斯特德感到高興。再說，他是第一個提到我有幽默才華並給我指點出來的人。他能在我的幾部早期作品和我的性格特征中看出我的幽默感。1830年，我破天荒第一遭出了一本《詩集》，其中有好幾首都印發過。我想給這個集子綴上一句題詞，但是找不到合適的，因此我假托讓·保羅的名字杜撰了一句：“被忘卻的詩是新的！”
後來我滿心歡喜地看到一些別的作者、學識淵博的人也引用了讓·保羅的這一句詩。我知道他們是從哪兒抄來的，奧斯特德也知道。有一陣子，有一篇極其粗暴的批評文章，幾乎是人身攻擊，使得我痛苦不堪。每當我自暴自棄的時候，幽默感（如果我可以這樣叫它）就來把我從深沉的苦惱和悲痛中高高地舉起來。我能看出我自己的缺點和不足之處，但同時我也能看出那相當無聊的憤怒和傲慢是多麼可笑和愚蠢。在這樣的情勢下，我寫了一篇批評作者漢斯·安徒生的文章，筆端鋒芒畢露，結尾規勸他多學習，還對教育過我的人表示謝意。我不僅摘要重述了平素對我的作品提出的反對意見，而且額外加了幾句補白。我相信任何存心攻擊我的人都能用得上。一個下午我把隨身帶的寫好的東西交給奧斯特德，有好幾個人聚集在那裏。我告訴他們我有一篇無恥地粗暴地攻擊我的文章的複印件。我念給他們聽。沒有一個人能理解為什麼我要複印這樣一篇批評文章，但是他們都承認這篇文章確實粗暴。——“這就是症結，”奧斯特德說，“人們對安徒生過於苛刻，但是在另一方麵，我倒是覺得這也不無道理。有些反對意見確實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們倒是表明了對您的一種理解。”——“是的，”我回答道，“因為這篇文章是我寫的。”這時大家都驚奇不已，又笑又鬧。他們中間大多數人對我竟然能寫出這種東西，都覺得很詫異。——“他是一位真正的幽默大師，”奧斯特德說。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到我有點幽默的才氣。
隨著年歲的增長，不管怎樣跡天涯，總有一個地方成為我們真正的家。連候鳥也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它們總在那裏尋找庇護。我除了住在奧斯特德、伍爾夫和萊瑟太太家裏以外，科林的住宅就是我的家。這裏過去是，現在還是我在國內正式的家。我被當作他的一個兒子看待，和他孩子們一起長大，成了他們家庭中的一個成員。我從來不知道有比住在這個家裏更親密的團結。這個鏈條上的一個環節斷裂了，就在遭受損失的時候，我感到我早就成了這裏的好大一方土，應該被看作是他們的一個孩子。如果要我舉例說出一個為丈夫和孩子完全犧牲自己的女人的名字，我一定要說是科林的妻子，植物學家霍諾曼的姐姐、大思想家比克諾的遺孀。
晚年，她聽覺失靈，隨後不久又連遭不辛。她幾乎失明。眼睛動了一次手術，很成功。那年冬天，她又能看書了。喜從天降，她很感激，也很高興。她驚喜地渴望著春天能看到初綻的綠葉。她真的在小花園裏看到了。我在一個星期天的傍晚離開她的時候，她很好，很快活。晚上我被叫醒。科林的仆人給我一封信，信上寫道：“我妻子病得很重。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在門外。”我明白了，立即跑過去。她安靜地睡著，沒有痛苦；確實，看來沒有做夢。像是睡眠，那是死亡。它靜靜地、柔和地來到。第三天，她躺在無掛無礙的、溫柔的睡眠中。接著，一個蒼白的陰影掠過她的臉頰。她死了。
“您閉著眼睛，在您的思想裏把您一生所有的幸福都整合為一體吧。我們看見您睡，柔和安靜得像一個小孩。啊，死亡，你是光明，不是陰影。”
以往我從未想過離開這個世界會是這樣毫無痛苦、十分幸福。我心裏充滿了敬意，確信上帝和永恒。在這個時刻，我獲得了重大的生活體驗。這是我第一次作為一個送終的人，站在靈床旁邊，兒孫們都聚集在那裏。在這樣的時刻，周圍的一切都是神聖的。她的心就是愛。她向著愛、向著上帝走去。
七月底，國王弗雷德裏克六世紀念碑即將在斯坎諾堡附近揭幕。我應委員會的請求寫了一出節日清唱劇，哈特曼為它譜曲，由大學生合唱團演唱。當然，歌手們、作曲家和詩人都受到了邀請。
在美麗的海灣，在長著頗為壯觀的椈樹的高坡中央有一個湖。克裏斯蒂安四世小時候在那裏當過水手。城堡的廢墟上建起了一座教堂，紀念碑就矗立在教堂前麵。是由托瓦爾森設計的。典禮場上人們熱情很高，但是秩序很亂。為能聽得更清楚，他們搗毀了障礙物，可是什麼也聽不見。因為風把現場表演中心傳出來的音樂和歌聲吹散了，演說者的聲音在空中飄逸。我認為最美的事發生在紀念碑揭幕後的傍晚。碑的周圍點燃了鬆脂卷，搖曳不定的光影映照在湖上，樹林裏萬盞燈火閃爍著。帳篷裏傳出悅耳的舞曲。在所有的小山頭及附近，在樹林中間及上空，燃起了節日火花，像紅星一樣照徹了夜空。夏天的寧靜和芳香彌漫在岸上和湖上，這正是北歐所擁有的最可愛的夏夜。在紀念碑和教堂之間遛達的人們的影子，沿著教堂的紅牆晃動，像是參加慶典的大幽靈。
一艘王室的汽船奉命派送大學生們回家。在我們離開之前，奧爾胡斯的人們很客氣地懷著一片好意給我們安排了一場舞會。我們乘四輪馬車排成一長列前往該城，但我們到達的時間比預料的要早。他們正在為我們準備熱烈的接待，隻能等候片刻。在炎炎的烈日下，我們不得不在城外等了很長時間。一切都是為了尊貴。我們抵達市集廣場時排成長隊。每一個善良的人領一名大學生到一戶人家去進餐。哈特曼是第一批接受邀請的一個。我和另一些人等候輪班。人們一個接一個走到我身邊來鞠躬施禮，問我的名字。告訴以後，他們就問：“可您不是詩人？”我說，“是的。”他們再鞠一躬就走了。他們都走散了，沒有一個人願意請這位詩人。或者，也許我應該相信隨後一個人很有禮貌地對我所作的解釋，那就是他們大家都希望我等一個好東家，最好的一家。就這樣，到最後一個也沒有等到。我一個人站在那兒，就像奴隸市場上沒有人願意買的黑奴一樣被遺棄了。我隻得一個人去求助於奧爾胡斯這座大好城市的一家旅館。
我們度過卡特加特海峽，在音樂、歌聲、青年人的豪情和勇武精神陪伴下回家。庫倫在我們麵前抬起它的深黑的懸崖，丹麥海岸上的椈樹林一片翠綠。對作曲家和詩人來說，這是一次歌的旅程、友誼的旅程。——我回到家裏繼續寫作。
在這一年開頭，我的小說《即興詩人》已由著名作家瑪麗·豪維特譯成英語。我說過，它得到了高度的讚譽。接著，《奧·特》和《不過是個提琴手》加上了“丹麥的生活”這個共同的標題。我已經成為在偉大的國家英格蘭擁有廣大讀者的作家。我的作品從英國進入美國。早些時候我的作品隻在德國和瑞典有譯本。現在，除了我提到的譯本之外，我的小說還出了荷蘭文版本。繼瑞典文譯本之後，聖彼得堡出版了俄譯本。我以前認為不可能的事，現在都成為現實了。看來是有福星高照。除此，我不能做出其他解釋。
在我自己的祖國，寫作品、讀作品都是用母語，它們飛到祖國以外的任何別的國家，找到了朋友和親切的評判者。——看到我們的思想出國遠遊並成為世人的一部分，這是令人亦喜亦憂的事。就這樣歸屬於所有的人，幾乎是可怕的。高尚美好的東西能給我們賜福，但是我們的錯誤和罪惡也會在我們身上傳播病菌，它們不理會我們的願望，總要腐蝕我們的思想。啊，上帝，但願我永遠不寫一句我不能為你證明其為不正當的話。伴隨著一種奇怪的感情，高興與恐懼相交，每時每刻我的好運都在增長。
對我來說，旅遊就像是洗澡提神兒，就像是使我們回複青春的美狄亞[希臘神話中一女巫——譯注]的飲料。我覺得有旅遊的需要，並不是像一位評論家在評論《詩人的市場》時所認為的那樣是去尋找物質刺激。自那以後，還有別人附和他，說我家裏有的是物質財富；人生若短，今世的積蓄受用不盡。但是智力需要更新，以便讓生活在紙上呈現出一副健康的完善的形態。我說過，就我而言，旅遊就是讓精神來一次爽快的沐浴。沐浴之後，看起來就更年輕，更有活力。由於節省開支，又有稿費作為補貼，近幾年來我出國好多次。在國外時，人們的承認，也許是過高的評論，特別是誠摯的歡迎、喜悅和快樂，都紛紛榮歸於我。遺憾的是，國內的情況卻說不上，而國內也許才正是我的歸屬所在。
在國外，我沐浴在陽光之中；而在國內，卻隻有些許陽光照射到我身上，因為本國人大都了解我的缺點，不斷地設法教育我，從很多方麵壓製我健康成長。確實，要是它們沒有在國外得到愛的嗬護的話，他們很可能將它們全部扼殺。那種愛使我能自立自主，它最後通過它的表現、我得到的同情和我的作品得到的好評，使國內的人們感到驚奇。然後它強使他們尊重我詩情洋溢的自我。——我的命運和那個在國內是一個棄兒和一隻替罪羊的人一樣，但是他在別處卻是一個人人喜愛的得寵的孩子。在國外我的靈魂稍稍受到了安撫，而在國內的高牆裏麵卻越來越感到壓抑和痛苦。還是回到我的旅遊上來吧。我要在這裏談的旅遊，是上帝在其間賜給我極大喜悅和承認的一次旅遊。
我又一次訪問意大利。這是第三次。我想在這一年較暖和的季節裏重遊南歐。我的計劃是先遊意大利，再遊西班牙，最後取道法蘭西回國。
我在1845年10月底離開哥本哈根。往日在離開之前我總是想：“上帝，這回你要我在旅途中體驗什麼？”而這一次我想的卻是：“上帝，在我走後的長時間內，國內的朋友們會發生什麼事？”我感到焦急不安。在一年之內，靈車將會多次經過這個大門，從棺材裏可能閃出誰的名字？——當覺得一個寒戰穿過脊背時，我們會說，“某某正從我的墳墓上走過去。”當我們想到朋友的墳墓時，那個寒戰就更令人寒心了。
我和莫爾特克伯爵在格羅魯普住了幾天。我喜歡那裏的鄉間生活，多呆了一些時日。晚秋，那裏周圍的風光很美，可以說富有詩意。當樹葉紛紛飄落，太陽仍照在青草上，鳥兒在歌唱的時候，人們往往覺得春天並沒有走遠。老年人就會這樣度過秋天的時光，他心裏仍然做著春天的夢。
我在故鄉歐登塞隻住了一天。我覺得那裏比德國任何一個大城市都更生疏。我認識的大部分人家的主人都死了，一個個陌生人在街上走來走去，街道也都變了樣。我父母親的落寞的墳墓再也找不到了，別人躺在那裏安息。一切都改變了。——我走在一條兒時走過的小路上，通向以前屬於伊弗爾森家族的瑪麗山。他們也都骨肉離散了。我在窗玻璃後麵看到的都是不熟悉的麵孔。年輕時我在那裏交流過多少思想！在我以學者身份從斯拉厄爾瑟來訪時，一位年輕姑娘亨麗特·漢斯克，睜著明亮的眼睛靜聽我朗誦我最早創作的幾首詩；不久我以大學生身份來訪時，在嘈雜的哥本哈根，她更是屏息靜聽。她以她最早創作的小說《安娜姑媽》和《女作家的女兒》獻給世人。這兩部作品已經在德國問世。德國出版商認為，要是我寫幾句話，將會使兩部作品受益。因此我這個在德國受到非常友好接待的外國人，就把這位謙遜的姑娘的作品介紹給德國。在她的童年時代，我到歐登塞運河邊她家裏串過門。那裏從小結交的夥伴們對我懷著敬愛之情，給了我歡樂。現在，對我來說，一切都是陌生的，我自己就是一個陌生人。我再也見不到她了。第二年我旅遊後回到家裏，聽說她已於7月(1846年)去世。她長成一個大姑娘，很愛她的父母親。她是深情的詩魂。她死了，我失去了童年時代的摯友。她以一個小妹的興致和感情跟著我度過了既美好又醜惡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