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降臨，春光明媚，我又有了外出旅遊、呼吸新鮮空氣的念頭，於是離開城市，來到了青翠明亮的樹林子裏，來到了住在普雷斯特海灣附近的克裏斯蒂安倫的好朋友家裏。那一帶的年輕人希望鸛鳥來他們家做窩，都把車輪子掛在山牆上，為鸛鳥窩提供基礎，可是鸛鳥不賞臉。我在信上寫道：“隻要我一到，鸛鳥便會來。”事情果然像我所說的那樣，那天早晨，當他們在等候我的時候，飛來了兩隻鸛鳥，一雌一雄，我一進院子，它們便開始為做窩而忙碌了。那一年我親眼見到鸛鳥飛來，按照舊日迷信的說法，我也應該起飛去旅行了，可是那年夏天我隻飛了一小段路程，我見到南方最遠的東西就是布拉格的城堡。那一年我寫的遊記也是最短的，隻有薄薄的幾頁。但是，正如你所看見的，這本遊記正文第一頁開頭的花飾，就畫著兩隻飛來飛去的鸛鳥在做窩，它們把窩做在屋頂上，頭上有山毛櫸樹的鮮嫩枝葉的掩護。
在克裏斯蒂安倫，春天實際上也已把它的圖案印在書上了：溝渠邊蘋果樹的一根樹枝開滿了花朵。這是春天的最喜愛的表現形式，一看到它，我就受到啟發，後來便寫了一個小故事《有一點不同》。——與這個情況一樣，我的許多作品都是有客觀的實際生活做依據的。每個人用詩人的眼光去觀察自然界和周圍的生活，都可以看到並且意識到這種美的流露，在這時寫的詩不妨稱之為“於偶然中得之”。我舉兩個例子。在克裏斯蒂安八世國王去世的那一天，大家都知道有一隻野天鵝飛進了羅斯基勒大教堂的尖頂裏，把自己的胸脯給擠破了。歐倫施萊格在悼念國王的詩裏寫下了這件奇怪的事，而後來在歐倫施萊格本人的葬禮上，準備在他的墓地上獻花圈而正在清除花圈上枯萎的花朵時，發現一隻畫眉之類的鳥兒在花圈裏做了窩。有一年的聖誕節，天氣暖和，我住在布雷根特維，早晨在公園裏見到方尖碑旁邊的石板上鋪了一層薄薄的雪，我一時興起，用手杖在石板上寫了一行：“人間的不朽如同這一片雪，明日已無蹤影。”然後我就走開了，雪也在融化。幾天後下了霜，我又來到了老地方，隻見雪中的那一行字隻留下一些斑點，竟是“不朽”一詞的殘跡，其餘都已經消失。這件事深深地觸動了我，我一直在默念著：“上帝啊，我的上帝，我從沒有懷疑過啊。”
那一年夏天我實際上一直住在可愛的格羅魯普的一位朋友家中，他是尊貴的格布哈爾·莫爾特克—赫維特費爾特老伯爵。我們兩人是前一年認識的，到第二年春天，上帝就把他叫回去了。但是我那年住在他家的日子，仿佛是在他家度過的所有歲月中最美妙的時光。他準備設宴招待從他的莊園出去當兵抗戰的人員。我曾經說過他的愛國熱情和他對於當時各種活動的興趣，也介紹過丹麥和瑞典軍隊駐紮在格洛魯普的情況，這時勝利的鍾聲已經敲響過了，士兵們真正是在狂歡，一連鬧了幾天幾夜。而籌辦宴會的差事落到了我的頭上，我時時刻刻在考慮著這件事；這是件大事，同時也給我帶來很大的樂趣。
花園裏有一口很大的池塘，兩岸各有一條相當長的整齊的林蔭大道，我叫人在其中一條林蔭道上搭起帳篷，長一百英尺，寬三十二英尺，高二十英尺。帳篷裏的地麵上鋪滿厚木板，作為跳舞的地方；林蔭道上的樹木當作柱子，每個柱子纏上亮閃閃的紅綢條——這原來不知道是哪裏的帷幔，被丟在角落裏，現在是廢物利用；柱頭上裝飾著花花綠綠的盾形標牌和大束鮮花。帳篷頂上蒙了一大塊粗布作為天棚，底下掛了花環和盾形標牌，分別插上丹麥國旗，從中央向四周輻射，布滿了整個天棚。十二盞丹麥樣式的枝形大吊燈大放光明，把帳篷裏照得如同白晝。牆壁刷成紅色，裝點著用花朵紮的國王的紋章，花花綠綠的盾牌上寫著全體將領的名字。兩個入口之間的空地是樂隊的位置，壁上是扇子一樣展開的兩麵國旗。四周靠壁是包廂，地勢略高；帳篷深處放著幾盆正在盛開的毋忘我花，其中有兩盆裝的是火炬，纏著黑紗，兩個黑色的小盾牌上分別寫著最先犧牲的和最後倒下的兩位軍官的姓名：赫格曼—林恩克隆，達格爾斯。另有兩個牌子則寫著一行獻詞：“獻給普通的戰士”。最後，一個大型的盾形標牌上寫著一首詩，淩駕在兩個標有獲勝地點的小盾牌之上，題為《獻給普通的戰士》：“你們為保衛祖國，艱苦奮戰，不惜犧牲，許多人為你們熱淚盈眶，上帝也讚揚你們的頑強抵抗。”
在這塊詩牌上，懸掛著銅綠色的山毛櫸樹枝葉編製的花環，金黃色的花冠，以及同樣顏色的月桂樹枝葉。整個會場的布置給來賓以強烈的印象，有個農民說：“請國王來參加都夠水平了！”另一個農民說：“花它一百多鎊錢也值。”他的妻子接著說：“你為什麼不說十萬鎊呢。”一個老頭兒，已經走不動路了，被人抬著進來，他說：“簡直像是天堂了。這麼好看的東西，這麼動聽的音樂，還有這麼豐盛的好吃的東西啊！”我生平從沒有聽到過對我的詩歌作品作這樣的全場一致的肯定和讚揚，而我的建築才能反而獲得這種榮幸。不過對我來說，這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因為我見過卡爾斯滕森和布農維爾先後設計的節日慶典，那種富麗堂皇的場麵，自愧不如。
慶祝典禮選擇在7月7日一個天氣美好的日子裏舉行，中午一點鍾，士兵們列隊到場，一位牧師在庭院裏致歡迎詞，樂隊演奏《鄉村兵士》。隊伍進入舞廳，廳裏麵已經擺著一張張長餐桌，桌上放著豐富的美食。附近一個飄揚著國旗的小島上開始鳴放禮炮，樂隊再次演奏，每人眼睛裏都放射著喜悅的光芒。老伯爵提議為國王陛下的健康幹杯，然後由我向普通的士兵朗誦了幾首詩，接著又唱我的歌。在不計其數的舉杯祝酒中，有個士兵提議為搭建這麼一座漂亮大廳的人幹杯，另有一個士兵卻信口開河，說我一定從中撈了不少油水。
天色將暗，一批女孩子來到，士兵們紛紛起立邀請舞伴，舞池裏立刻大放光明，於是跳舞開始。池塘岸邊的林蔭道上也燈火通明。水上停著一條三桅小船，掛著彩燈，燈上貼著我親自製作的許多剪紙。
“明年舉行慶祝時，我一定要下令布置一個這樣的會場。”國王說，“能夠讓這麼多人玩得痛快是件好事，何況他們又這麼優秀，這麼忠誠。”然而這是他批準舉行的最後一次慶祝會，第二年春天，上帝就把他召回老家去了。這一年，老伯爵還在這裏辦了一件喜事，那是他的孩子們的銀婚典禮，莊園裏的農民都受到了邀請。
同時，這次為士兵舉行慶功宴，也是我在這裏度過的夏季生活的高潮，我的一番熱心相助得到了回報，因為我明白了這些時刻是我的童話似的人生中光輝的一頁。
我是在戰爭爆發前夕從德國回來的，沒有親見戰爭的場麵，因為當別人在進行生死攸關的嚴重的搏鬥時，單純出於好奇而去參觀，我是不願意做的。現在兩國締結了和約，雙方人員可以友好地見麵和相聚了，而我的腦海裏仍然充滿了流血的事件，仍然隻想著雙方互相殘殺和經受苦難的地方，因此我首先要去參觀的就是那些地方。
一位年輕朋友與我同行，我們約定在斯文堡會麵。輪船很快把我們送到了阿爾斯島，那裏還保留著戰壕和土堡可以參觀。我們在弗倫斯堡海灣繼續航行，每一個磚砌的工事，每一個伸入水中的海岬，都告訴我們這裏發生了戰爭。在弗倫斯堡，我們特別想去看的是“陣亡將士陵園”。陵園居高臨下地俯視著城市和海灣。我在尋找一個人的墳墓，終於找到了，這就是弗雷德裏克·萊瑟的墓，位於施萊普格雷爾和特雷普卡二者的墳墓之間。我在他的墓上采了一片綠葉，準備送給他的母親；我又采了一片，給自己留作紀念。我想起了他的短促而活躍的一生，想起了他對我的友誼。
我們很快見到了戰爭遺留的實際景象了：在戰爭中被燒毀的房屋廢墟，雖已在建造新居，而四周仍裸露著焦土，在向我們訴說雨點般的子彈如何入地三尺，把草木都鏟平了。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想起了許多人在這裏咽下了最後一口氣，覺得自己走過的是一片神聖的土地。
石勒蘇益格鎮仍然處於軍事管製之下，指揮官是赫爾格森，從未見過麵。他是我走進埃塞爾巴赫夫人開的旅店時見到的第一人，他的魁梧的體態立刻引起我的注意，他那張臉依稀還有一點似曾相識的印象，因為我曾經見過他的畫像。他一定是那位弗雷德裏克斯達德的英雄了。於是我上前問他是不是指揮官，他回答說是，我通報了姓名，他立即注視著我，臉帶笑容。他手下的一名軍官領我來到丹內維爾克要塞，眉飛色舞地為我作解說。堅固的“賽拉王後號”碉堡似乎重新出現在眼前，我看見了這裏挖的陷阱，很大的幾個坑，坑底密密麻麻地倒插著尖刀。城鎮式的軍營仍沒有拆除，軍官住宅的窗子上還鑲著玻璃，這裏的一間宿舍現在改作士兵們的警衛室。
赫爾格森陪我長談了一夜。他友好，坦率，行動舉止使我想起了托瓦爾森。他提起我的一篇童話，說是曾經讀得津津有味，而且也非常有象征意義，因為它名叫《堅定的錫兵》。
倫茨堡外圍的克隆維爾克碉堡，有丹麥的士兵在守衛，我向他們點頭致敬，這些忠誠而正義的守軍知道馬車裏坐的是丹麥人，也微笑著點頭還禮。但是我覺得這一路走得很不舒服，好像是在地獄裏漫遊，一切可怕的東西都由這裏而來，所有痛苦的記憶全從這裏浮現而出。這個小鎮平日看來總是破破爛爛的，叫人討厭，現在作為丹麥人來到這裏，更加顯得難堪。我上了火車，與一個老人坐在一起，他把我當成奧地利人，大談奧地利人優秀的品質，後來又大談丹麥人惡劣的習氣。我告訴他我是丹麥人，我們的談話即戛然而止。我覺得前後左右都向我射來惡毒的目光，直到火車過了荷爾斯泰因全境以至後來抵達漢堡，我才能比較自由地呼吸。
在漢諾威鐵路上奔馳的時候，我聽到了後麵一個包廂裏有人在唱丹麥的歌曲，是個丹麥姑娘的聲音，然後一束花落到了我的身上，而我的回贈隻能是用詞句編織的東西：“疾馳的火車上響著優美的歌聲，清新婉轉的丹麥歌曲安慰著我們，也揪緊了我們的心。”
我想著丹麥，惦記著丹麥的本土，丹麥的歌聲在周圍飄揚，陪同我們跨越了易北河。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懷著強烈的丹麥情感進入德國的領土。
在萊比錫和德累斯頓，我最先見到的一批朋友和認識的人，都沒有改變對我的態度，依舊熱情而誠懇。我們見麵的時刻是快樂的，令人深為感動。那艱難的流血的日子已成為過去，想到這一點，我們的心態都變得十分平和了，幾乎每個人都對丹麥人民的強大和團結以及由此而賦予丹麥人的力量表示讚揚，有的甚至說“丹麥人是正確的”。不過也有人持相反的觀點，這也是事實，隻不過沒有說出口而已。我沒有理由抱怨，我見到的和感受到的是友好的笑臉和祥和的氣氛。的確，“於偶然中得之的詩”，如果我可以再一次使用這個術語的話，它所包含的是向丹麥致敬的詩。這裏我必須說一個小小的插曲。距離德累斯頓幾英裏的馬克森，有一棟優雅的別墅，那是好客的馮·塞雷的住宅，我在前麵已經以感激的心情提到過他了，這個地方我至今已有七年之久沒有來過。那一年，在我離開的前夕，我與馮·塞雷夫人一起出門散步，我看見路上有一棵小小的落葉鬆，小得幾乎可以放進皮包裏帶走。它是被丟棄的，我彎腰拾了起來，發現它已受到損傷。“可憐的小樹，”我說，“你千萬不能死啊！”於是我四處尋找岩縫，隻要有一點泥土，就把它種回去。我說：“他們說我的手運好，也許種下去能夠成活。”我終於在一處石頭縫裏見到了泥土，就把小樹種上，這件事後來我也就忘了。
“你在馬克森種的樹長得很好，”多年以後，畫家達爾從德累斯頓來到哥本哈根見到我時這樣說。這時我聽說馬克森的人都在談論“丹麥詩人樹”，——大家都這樣稱呼它，時日一久，這個稱呼就成了它的正式名稱了。
這棵樹已經根深葉茂，由於得到了精心的照料，正在長成大樹。馮·塞雷夫人為它培土，後來又挖去一些岩石，最近還在它旁邊開出一條小路，樹前立了一塊牌子：“丹麥詩人樹”。在普魯士與丹麥交戰期間，沒有任何人去破壞它，大家認為它會自行消亡，沒有別的出路，因為在它旁邊長出了一棵大樺樹，伸出的闊大的枝葉會把它罩住，單是這一點就足以阻止它生長，並置它於死地。——可是，戰爭中的一天，忽然下起了暴雨，一聲炸雷，劈斷了樺樹，連枝帶葉倒在山崖底下，“丹麥詩人樹”卻安然無恙，反而消除了自由生長的障礙。
我來到馬克森看望我這棵枝葉繁茂的大樹，它旁邊立了一塊新的牌子，同時也見到了那棵樺樹殘破的樹樁。在陸軍少校馮·塞雷生日那一天，德累斯頓的文化人在這裏聚會，莊園所屬的采石場和石灰窯的工人們唱著歌來獻花。
每一次出外旅行，我都特別幸運地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從萊比錫前往德累斯頓的火車上也是如此。我坐在一位老太太旁邊，她膝上是一籃食品，另一邊坐著一個十二歲的少年，名叫亨利。他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已經很疲倦了，還硬掙著想親眼見一見德累斯頓的城堡。我的對麵坐的是一位年輕的姑娘，滔滔不絕地在大談文學、藝術、音樂，等等，似乎無所不曉。她在英國住過幾年，她們這幾位都是從布雷達來的。有一次火車靠站，我和另外兩個旅客在月台上散步時，想猜出她是什麼人。開始時我以為她是演員，一個旅客猜她是在英國的幾個豪門貴族中任職的家庭教師。當火車重新開動後，旁邊的老太太用手肘碰碰我，悄悄地說：“她是個有名的人物！”我緊接著問：“她是誰？”“德莫瓦萊——”她突然閉上嘴，因為這位姑娘剛才伸出身子看窗外的什麼東西，這時把身子縮了回來，繼續和我們談話。我的好奇心真的被鼓動了。這時那個少年即她的弟弟喊道：“安托瓦內特，我看見德累斯頓了，安托瓦內特！”當我們走出車廂，我在老太太耳邊輕輕地問：“這位姑娘是誰？”她也輕輕地回答：“德莫瓦萊·波旁，”說完後我們就各自走了。到了德累斯頓，我打聽德莫瓦萊·波旁是什麼人，據說她是日內瓦一個著名的手表商的女兒，她的父親自稱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特所生的不幸的王子，他的子女在英國住過一個時期，現在寓居布雷達，有時微服私行，去德累斯頓散散心雲。有個法國的老太太的確認為他們是這位王子的骨肉，與他同住，受他的養育。我不僅這樣聽說，而且也親眼見到了他們。這個安托瓦內特生得濃眉大眼，相貌堂堂，完全有可能被認為是王子或者至少是波旁家族中的一個什麼人的女兒。
魏瑪簡直是座空城，我知道朋友們這時都四散在各地，因此我縮短了這次旅程，把遊覽魏瑪的計劃推遲到明年實行。
回到國內的這一年秋天，即1851年10月6日，我被授予教授稱號。
春天來臨，樹木發芽長葉，我也擺脫了冬天的束縛，繼續一度中斷了的旅行，來到我所喜愛的魏瑪。魏瑪的朋友們對我都表示熱烈歡迎，他們的真誠始終如一，無論是大公的府邸，或者一般朋友和認識的人在城內各處的宅院，都向我敞開了大門。而博列約·德·馬康納，自從上次分手後被弄成了馬歇爾勳爵，劇院的經理，這時已經結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安樂窩，同從前一樣，我受到了老朋友似的，不，或者說親兄弟似的接待。他家裏有了兩個小寶寶，在客廳裏玩耍，見到我便把手伸了出來。他們的媽媽是這個家庭的守護神，這個美滿的家庭是令人羨慕的。
這一次在魏瑪的遊覽，在我的記憶裏留下的另一束鮮花，就是與李斯特的友誼。大家知道，他在那裏已經當上了劇院的指揮，對全院的音樂創作和演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為自己規定的任務是拿出重要的歌劇作品，即使在德國的舞台上也應該是難得一見的。魏瑪已經演過柏遼茲的《本維努托·切利尼》，劇中的主角由於歌德的《本維努托》的緣故而使得魏瑪的觀眾興趣倍增。同時，這部歌劇是瓦格納作曲，得到他的讚賞，因而他全力以赴，通過演出和發表評介文章等方式，把它弄得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他出版了一冊用法文寫的評論《湯豪澤》和《羅恩格林》兩部歌劇的集子，其中第一部歌劇由於它的主題而引起魏瑪觀眾相當的重視，因為它是圖林根係列傳說的組成部分，故事的場景就在瓦特堡之內或者在瓦特堡附近。瓦格納在今天被稱為最重要的作曲家，但有些東西，按照我平日的樸素的感覺，是無法接受的，我覺得他的所有音樂作品都是經過深思熟慮以後才創作的。《湯豪澤》中的朗誦調，例如湯豪澤從羅馬歸來，敘述他的朝聖之行，這時唱的朗誦調非常出色，無可比擬，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我承認這部音樂詩氣勢宏大，有豐富的敘事因素，可惜缺乏作為音樂精華的曲調的變化。瓦格納為自己的歌劇創作歌詞，在同類詩人之中，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他的歌劇表現形式豐富多彩，戲劇場麵也富於變化。我第一次聽他的歌劇演出，音樂如同一片汪洋澎湃的和諧的海浪撲麵而來，淹沒了我的靈魂，也消滅了我的肉體。
當天晚上，李斯特在演奏了《羅恩格林》後來到我的包廂，他仍然像生龍活虎一樣，而我卻疲倦無力，癱在椅子上了。“這會兒你想說點什麼嗎？”他問。我回答說：“我已經累得半死了。”《羅恩格林》仿佛是一棵不會開花結果而在風下呼嘯的怪樹。但我希望人家不要誤解我的意思，何況我對於音樂的評論是無足輕重的。但這門藝術，如同詩歌，我認為應當包含三個要素：理解、想像和感情，而最後一個要素是通過旋律來表現的。我認為瓦格納是當今一個有才能的作曲家，他的頭腦清楚，意誌堅強，是敢作敢為的革新家，敢於排斥一切陳舊落後的東西，可是我又覺得他缺乏像莫紮特和貝多芬那樣的天分。有一批著名人士同意李斯特對瓦格納的看法，有些地方多數的觀眾也附和這一觀點。我以為瓦格納在這裏已享有在萊比錫那樣的名氣，而實際情況卻並非經常如此。多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在萊比錫音樂廳出席一個音樂會，樂隊演奏了各派作曲家的作品，全場觀眾報以大聲的歡呼和喝彩；樂隊接著演奏《湯豪澤》的序曲，這是我第一次聽這部歌劇，也第一次聽到瓦格納的名字。這部規模宏大的音樂作品中所包含的敘事成分使我激動萬分，我拚命地鼓掌，可是全場觀眾隻有我一個人這麼起勁，周圍的人都盯著我看，並且叫我安靜。我仍然沉浸在這支樂曲給我的真正的激動之中，更加起勁地鼓掌，甚至大聲喝彩叫好，不過我內心裏深覺尷尬，鬧得臉紅耳赤。現在則完全不同了，每個人都為瓦格納的《湯豪澤》鼓掌。我告訴李斯特那天晚上發生的事，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同事，都認為我幹得好，因為我的認識是正確的。
我繼續我的行程，從魏瑪來到了紐倫堡。鐵路沿線都拉上了電線！與別的丹麥國民一樣，我也有一顆丹麥心啊，見到了屬於我們祖國的榮譽，心跳得更加有力了。這就是我在火車裏所想的。有個男子帶著孩子同行，與我坐在同一個包廂裏，這時指著窗外的電線對兒子說：“這是一個叫做奧斯特德的丹麥人發明的！”我為自己屬於養育了那位發明家的國家而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