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這首《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寫出了詩人忽聞平叛捷報時的欣喜若狂和興致勃發，一向被人稱作杜甫“生平第一快詩”。該詩意境風馳電掣，結構行雲流水，既是愛國詩人喜極而泣的真情湧動，也是對唐代宗力挽狂瀾的由衷讚頌。叛亂平息了，愁悶多年的杜甫可以輕鬆地和妻子放歌縱酒；而唐代宗卻因戰亂期間兩次“棄妻”，陷入了難以自拔的苦楚之中。
在曆史上，唐代宗李豫不僅是安史之亂的終結者，同時也是一位鮮有的癡情皇帝。李豫（726-779），原名李俶，唐肅宗李亨長子，唐朝第九任皇帝。李豫十五歲時，封廣平王。開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做主把秘書監沈易直之女沈氏賜給李豫做侍女。沈氏的母親是李豫的乳母，沈氏與李豫從小一起長大，情投意合。由於出身微賤，李豫無法將沈氏立為王妃。成為李豫女人的次年，沈氏生下長子李適（即唐德宗）。沈氏雖非嫡妻，但李豫對她卻寵愛有加，二人相濡以沫十五載，感情甚篤。然而，安史之亂卻把他們拆散開來。
至德元年（756）六月，安祿山叛軍攻占潼關，長安告危，唐玄宗倉皇西逃時，李亨、李豫父子隨行，“諸王妃、主從幸不及者，多陷於賊，後（按：沈氏）被拘於東都掖庭”。至德二年（757）九月，唐軍先後收複長安和洛陽。在洛陽，李豫找到了失散了一年零三個月的沈氏。當時，李豫“方經略北征，未暇迎歸長安”，仍將沈氏安置在洛陽。乾元二年（759），叛將史思明再次攻占洛陽，沈氏又陷賊手。聞此噩耗，李豫悲痛萬分。寶應元年（762）冬，也就是“官軍收河南河北”後，洛陽收複，叛軍潰敗，李豫再次跑進洛陽尋找沈氏，但“失後（按：沈氏）所在，莫測存亡”。（《舊唐書後妃傳》）
沈氏兩次被棄，一次身陷囹圄，一次飄渺無蹤。李豫不是薄情漢，兩次被迫“棄妻”，均是由特定的曆史背景所決定的。筆者翻閱大量史籍，結合當時的情況分析認為，李豫第一次“棄妻”，是出於無奈；第二次“棄妻”，則另有苦衷。唐玄宗決定幸蜀時，事發倉促，時間緊迫，不可能顧及到一個“良家子”出身的孫媳婦；再者，李豫當時隻是一個皇孫，身輕言微，也沒辦法決定誰去誰留。等到李豫再次見到沈氏時，雖成為皇太子，但張皇後卻一心要除掉李豫，好讓自己的兒子取而代之；李豫身處險惡，也決不敢把沈氏送到長安這個政治漩渦。史籍中的“從幸不及”和“未暇迎歸長安”，顯然是史官的春秋筆法。
天涯兩茫茫，不見歸路，一片癡心向誰訴？沈氏的失蹤，讓李豫愁悶一生，苦楚一生。沒有心上人與他溫馨相擁相伴，沒有心上人跟他分享成功喜悅，李豫即使登上了帝位，站在了世界的頂端，也未免終日唉聲歎氣，寂寥纏身。沈氏雖然無覓處，但李豫對她的思念卻沒有停歇。安史之亂平定後，李豫多方“遣使求訪”沈氏的下落，但杳無音訊。當時，李豫已經有好幾個兒子，而他卻把德才並不十分出眾的李適立為接班人，這不能不說是出於對沈氏的思念，不能不說是愛屋及烏。思念是個怪東西，總讓人一生揪心。時間越長，他對沈氏的思念就越深。沈氏一天找不到，李豫的身心就一天找不到棲息的港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