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五行學說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觀念之一，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古代曆史學。它不僅是傳統中國人觀察宇宙、觀察自然的學說，也是解釋人生、解釋曆史的理論。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進入一個劇變的時代。一方麵，這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各種政治利益集團和學術文化流派競相角逐；另一方麵，這也是一個統一呼聲日趨強化，統一趨向日趨形成的曆史時期。陰陽五行學說就是在這樣一種曆史背景下登上學術舞台，它一開始就企圖用一個包羅萬象的體係，對自然和社會作一種統一的解釋。它先限定了一些必要的原則，然後又用這些原則把自然與社會貫穿起來，其原則的適用範圍廣及哲學和各種實用科學諸領域，與曆史哲學體係也有密切的關聯。
陰陽五行學說支配下的曆史哲學所堅持的一個原則是“天人感應”說的思想理念注入曆史解釋。在這種觀念係統中，世界顯現出一幅天人萬物互融、互感、互應、互滲的圖景，用這個原則去解釋曆史，曆史就會變得與現實政治緊密相關。陰陽五行學說支配下的曆史哲學展示給人們的另一種圖景是曆史的循環演進，首尾相銜，無論從哪裏出發，都將回複到其自身原先所處的位置上去。堅持這個原則，我們絲毫發現不了曆史進程的螺旋形上升的軌跡，而隻能察覺一種近似圓形的軌跡。前一種原則，到西漢董仲舒手中才被發揮到極致，而後一種原則，我們在老子那裏就可見其端倪了。
“道”是老子哲學的中心觀念。老子的整個哲學體係都是由他所預設的“道”而展開的，老子的曆史哲學，是根據形上學意義層麵的“道”推演的。在老子看來，曆史的進程依循於“道”。“道”所具有的基本特質是自然無為與循環返“常”。“道法自然”，“道”以它自己的狀況為依據，“自然”就是“自身如此”的一種狀態而已。“道”既是自然的，也就是“無為”的，“無為”是自然的寫照，兩者是合一的。而曆史則應是在“自然”、“無為”的狀態中運行，絕對要排斥人為的幹擾。老子尊奉“太上，不知有之”的時代，“太上時代”是老子的理想，因為它合乎自然無為的原則，曆史運行應是向這個時代的複歸。這樣，變動是老子所肯定的，但這種變動和運行，老子一概認為不過是在循環返“常”而已。“常”，即是“道”的本初麵目，曆史的運動發展是循環的，終究會返回到原點，即“常”的狀態中去。他說：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複。
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複命，複命曰常，知常曰明。
這種“複”既是指形而上的“道”的運作，也是對人類曆史運行軌跡的暗示。對人類曆史來說，“常”的極妙狀態就是那種“小國寡民”的“太上時代”。形而上的“道”返回原點後，也就達到了一種類似於嬰兒的狀態，無思無慮，老子又稱之為“樸”。“太上時代”就是一個“質樸”的時代。
老子的曆史學說，給人以一種退縮的感覺，他斷定曆史運行的軌跡將會是循環的，而其歸宿卻是那麼一個“小國寡民”的“太上時代”。大概老子對自己所處的“殺人盈城”、“殺人盈野”的時代深惡痛絕，所以不惜以放棄文明為代價，退回到蒙昧社會中去，為了證明他所持見解的合理性，他賦予這種蒙昧社會以黃金時代的桂冠，成為他政治與曆史學說的最後的落實處。需要強調的是，老子學說盡管不是以陰陽五行要素來建構的體係，但陰陽觀念已界入其學說，並初步成為解釋自然與社會現象的一種方法。
曆史循環是經由孟子的倡導才在中國曆史觀念中發展起來的。孟子一方麵認定“先王之法”為萬世不變之圭臬，一方麵又創發“一治一亂”的循環史觀，堅信曆史將複歸先王的黃金時代。從“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的觀點考察曆史，可以發現，自上古的堯舜禪讓到孟子所處的時代，這種治亂更替已數次發生。當時王權式微，諸侯力政，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大亂。孟子根據以往的曆史經驗判定，一次治亂循環所需的時間約為五百年，所以他堅信：“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蕭公權先生認為：“孟子所以毅然以‘平治天下’自任，以‘保民而王’勉人者，正由其胸中先有此世運當治之信念，深知文王以來七百餘歲，計數已過，論時則可也。”的確，孟子之所以提出曆史循環的思想，是因為對現實政治的極度不滿，同時也自信自己被時代賦予平治天下的使命。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孟子所持“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說法同以後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所持的見解相同。為什麼他們都執“五百年”這一周期呢？楊向奎認為這其實是一種“大五行說”，是五行說的放大，以五百年為一曆史運行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