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馬返回巴黎後，羅曼·羅蘭與法蘭西學院教授彌昔爾·布蓬亞的女兒克洛蒂德·布蓬亞小姐結婚了，並按照嶽父的要求寫出了博士論文《現代歌劇的起源》和副論文《16世紀意大利繪畫衰落之原因》，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此後，羅曼·羅蘭在高等師範和巴黎大學教授音樂史課程，他以清脆爽朗、富於感染力的嗓音來講授這門課程，那喚起共鳴的講演成為一幅再現往昔音樂文化的壁畫，許多聽過羅蘭所講課程的人在談到這些講演時，仍滿懷由衷的讚譽。由於彌昔爾·布蓬亞教授是巴黎知名教授，在他的引薦下，羅蘭逐漸進入巴黎上流社會，這使羅蘭對法國資產階級文藝沙龍的庸俗情趣有了透徹的認識。但是這個時期他的主要興趣還在於戲劇，他念念不忘的是寫劇本、寫小說、寫出他心中的愛與恨，於是他開始了自己的創作曆程。
羅曼·羅蘭雖然早在中學時代就立下了“不創作，毋寧死”的誓言，但他真正的創作生涯是從90年代開始的。此時法國文壇中荒淫無恥、庸俗透頂和出賣靈魂的偽文學占據統治地位，唯美主義風行，曾統領文壇的雨果、福樓拜已離開人世，左拉、莫泊桑隻塑造腐敗衰落的形象。已屆而立之年的羅蘭十分痛恨腐敗的文學，他覺得隻有拿出筆來作武器，通過革命的曆史題材，去創作一些寓意深刻的劇本，在他理想的“人民劇場”上演，才能使意誌消沉的法國人民重新振作起來，才能用巨大的道德力量和崇高的革命精神來促進法蘭西民族的複興。本著這個宗旨，他決心要創作出心中的英雄人物。
1894年，正當羅蘭滿懷信心開始投入創作生活的時候，法國爆發了德雷福斯事件，於是很快掀起了全國性的輿論風波。羅曼·羅蘭像一個勇敢的遊泳健將，縱身躍入這輿論的激流之中。羅蘭以聖·公平的化名發表了改編劇《群狼》，給德雷福斯事件增添正麵輿論。這段時間，他寫了一組以“信仰悲劇”為總標題的劇本，有《阿爾》、《聖路易》和《理智的勝利》。此後他又以法國大革命的曆史為背景寫了《丹東》、《七月十四日》等。作者把它們總稱為“革命戲劇”。
羅蘭的劇本除了《阿哀爾》和《群狼》在1898年五六月相繼演出外，劇本演出和發表的機會很少，社會反應也十分冷淡。羅蘭的妻子本來是抱著讓丈夫成名的願望嫁給他的，一見羅蘭在文學上非但無名，而且固執地繼續搞創作，便與他感情不和，終於在1901年正式離婚。
羅曼·羅蘭與妻子離婚，使他擺脫了巴黎上流社會的煩擾，到文學藝術中間去尋找自己的歸宿，他感到異常的輕鬆和快活。35歲的羅蘭，帶著他大量的書籍和不多一點的行李獨自搬到市中心五層樓上的兩個小房間裏居住。這裏成了一個讀書人刻苦自勉的學習室，一個腦力勞動者勞動的車間。而身居鬥室的羅蘭在幾年時間內寫出了曆史、哲學、詩歌、音樂、小說、評論、書劄筆記等幾十萬字的著作。並且在1903年將前幾年在《劇藝評論》上發表的《人民戲劇》上映。
羅曼·羅蘭在醉心於戲劇創作的同時，一方麵在構思並創作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另一方麵逐漸形成了創作一係列《名人傳》的龐大計劃。所謂《名人傳》，其實直譯就是《英雄傳》，包括《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亨德爾傳》、《甘地傳》、《加利波的傳》、《歌德傳》……羅蘭想要把這些忠於自己信仰的偉大人物的堅強意誌和他們同庸俗的現實、腐朽的藝術以及個人的厄運而進行不屈鬥爭的精神傳諸後世，以便安慰和鼓勵“世上不幸的人們”，使他們在苦難中振作起來，跟不幸的命運作鬥爭，努力做一個“無愧於人的稱號的人”。但是，羅曼·羅蘭這個龐大的計劃並沒有完全實現，完成的作品隻有《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三部名人傳寫成於1903年到1911年。
《貝多芬傳》是最先發表的，它使羅曼·羅蘭在法國開始揚名並擁有了最初的崇拜者，等到《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前兩卷發表後，羅蘭的聲望更高了。還沒等這部巨著的10卷出齊，羅蘭已擁有為之傾倒的眾多讀者。歐洲青年們發出了驚異的呼喊，盛譽如波濤洶湧而來，在整整一代人的心中，羅蘭被擁戴為領袖。在羅曼·羅蘭的成名之作中，塑造了三個主要人物：克利斯朵夫、奧羅維和葛拉齊亞，分別象征歐洲的三重奏：德國的放蕩不羈、法國的清新、意大利的秀美。小說表達了羅蘭對歐洲即將爆發大戰的擔心，也表達了羅蘭對一代比一代進步的認識。1912年羅曼·羅蘭寫完了《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後一卷，這時大戰的風雲已漸漸籠罩歐洲。隨著大戰的爆發，小說中的各色人物都在這場血與火的洗禮中經受了考驗，羅蘭也完整地表現了自己特有的性格和信仰。之後不久，他辭去了教授一職，成為一名專業作家。
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當時的羅曼·羅蘭已辭去了巴黎大學教學職務，正在瑞士度假，蘇黎世如鏡的湖水，中世紀的文化遺產，教堂的鍾樓和鍾樓上傳來的悠悠鍾聲，日內瓦湖畔美麗如畫的景色，都使羅曼·羅蘭沉醉。但是7月31日，當他在日內瓦萊蒙湖畔一個小鎮的火車站上看到戰爭爆發的布告後，他回到旅館裏憂心如焚，寫下了《戰時日記》的第一頁：
這是一年中最晴朗的一天……在這樣溫柔的良辰美景中，歐洲各國人民開始互相殘殺。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聲驚醒了這位躲在象牙塔中成天搞“純學術、純藝術”的精神貴族。羅蘭覺得他書齋的門再也關不住了，於是他索性推門而出，成為一名勇敢探索的文學家和積極的社會活動家。
1914年10月，羅曼·羅蘭和母親一起定居在日內瓦，參加了設在瑞士的國際紅十字會的“戰俘通訊處”的工作，在那裏義務工作了9個月。羅曼·羅蘭在此接觸了火辣辣的現實：戰爭造成的人間地獄。從戰俘來往的信件中了解到帝國主義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是多麼深重！羅曼·羅蘭在大戰中不斷寫文章譴責帝國主義戰爭給人類造成的災難，成為交戰國知識界中奮起反對這場帝國主義大屠殺的首批知名人士之一，這年9月2日，他發表《致霍普特曼的公開信》，嚴厲譴責德國學者麵對德軍的罪行而采取的默許態度，呼籲強國知識界起來製止戰爭販子的軍國主義罪行。1914年9月15日，他又在《日內瓦日報》上發表《超乎混戰之上》，指出這場流血的混戰必須立即結束，建議成立“最高道德法庭”來製止這場戰爭、主張個人超脫於戰爭、黨派和政治之上。羅蘭當時不可能看到或認識到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其錯誤在於當時他還是一個歐洲中心論者，提出若要打仗，也不應當在歐洲打，最好到亞洲和非洲打的觀點。盡管羅蘭對戰爭采取的隻是貌似公正的中庸態度，但是他反對暴力，反對戰爭的言論也觸犯了大資產階級、金融巨頭和帝國主義分子的利益。在法國，人們因他譴責沙文主義而罵他是“賣國賊”；在德國，人們又說他是披著和平外衣的沙文主義者，而將他視為最陰險的敵人。英國小說家威爾斯抨擊《超乎混戰之上》；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則對羅蘭冷譏熱諷，切齒痛恨。一時間由反動派一手製造的白色恐怖從四麵八方向羅蘭包攏過來，一些朋友也同羅蘭疏遠了。羅蘭感到孤立、鬱悶，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1914年12月他又發表了一篇比《超乎混戰之上》更大膽、更辛辣、觀點更鮮明的文章《論偶像》。這篇文章揭露了資產階級所謂的“民主”、“宗教”、“祖國”、“文明”、“文化”等騙人偶像的實質，提出了“打倒偶像，解放靈魂”的戰鬥口號。羅蘭這時的反戰思想基本還是抽象的人道主義，對戰爭根源也缺乏唯物主義分析。眼見戰火一年年地燃燒，羅蘭在感情上、思想上、精神上都經受了“數不清的痛苦”，常常“眼淚奪眶而出”。
羅蘭是被孤立了，但他並不孤獨。他失去了一些原來的朋友，可又獲得了不少新的朋友，如愛因斯坦、盧那察爾斯基，許多普通工人，他從這些新朋友中得到了鼓勵，得到了熱情的援助，他為此深受感動，以一名無畏的戰士的姿態重新勇猛地投入了戰鬥。
1915年5月16日，《超乎混戰之上》這篇政論的瑞典文翻譯者、瑞典女作家凱寫信給羅曼·羅蘭：“上星期，維農·李提出建議，給您諾貝爾獎，因為您是唯一的超乎混戰之上的人……”那時，瑞典是中立國，瑞典人主張和平，反對戰爭，提議把諾貝爾獎發給羅蘭，表明了瑞典不同意對羅蘭的攻擊與迫害。這年秋，羅曼·羅蘭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他的文學作品表現出來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繪各種不同類型人物時所具有的同情心和對真理的熱愛。奇妙的潛在的聲譽，奇妙的永遠千變萬化的聲譽，終於不以獲得者的意誌為轉移而降臨。但聲譽有聰明的，也有愚蠢的，有公正的，也有不公正的；聲譽有短促的，輕率的，曇花一現的，也有緩慢的，艱難的，緊跟著創造後麵羞怯而來的，羅曼·羅蘭的獲獎應屬後者。環繞羅曼·羅蘭的當選問題，法國沙文主義者又導演了一場鬧劇，由他們控製的報界歇斯底裏大發作，破口大罵羅蘭是猶大，說諾貝爾獎金是他出賣祖國的報酬，甚至給瑞典政府施加壓力。因此，直到1916年，日內瓦的反戰刊物《明日》的主編才用電話通知羅蘭，說瑞典已正式宣布羅曼·羅蘭為191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當他收到獎金彙款時，他毫不猶豫地將它分贈給法國救濟難民的幾個民間組織，以回擊沙文主義者的謾罵並以實際行動反對這場罪惡的戰爭。1916年底，接到獲得諾貝爾獎的正式通知時的羅曼·羅蘭，其思想狀況和兩年前他發表政論文章《超乎混戰之上》時的思想狀況已有顯著的不同，他原來所主張的法蘭西祖國在精神領域、文化上超越其他各國，歐洲至上等觀點，都有所變化。1916年11月，他寫的《致受屠殺的各族人民》，反映出他的反戰思想開始有了新的內容：他把自己的活動同群眾的命運聯係起來，認識到戰爭的罪魁禍首是各國的大資產階級、金融巨頭，認識到資本主義製度的存在是戰爭的根源。羅蘭在後來寫的《自傳》中提到這篇文章在他思想演變中的地位時說：“這樣一篇論文，在當時具有宣告全麵決裂的性質，不僅與戰爭決裂，而且和舊的社會決裂，和作為舊社會中心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秩序決裂。我已經不留餘地了，我斥責了各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