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
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和斯大林作為布爾什維克黨的兩代主要領導人，帶領黨和廣大群眾，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也留下了不少曆史教訓。
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引起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的仇恨和反抗。從1918年下半年起，帝國主義發動了14個國家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幹涉，同時爆發了國內戰爭。為了保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從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蘇俄政府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這項政策的基本內容是實行工業國有化、餘糧征集製，實行商業國有化、推行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以及推行勞動義務製和勞動軍事化等。這項政策對於集中有限的物力和財力贏得反對外來幹涉和國內戰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從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指導思想看，是試圖用“衝擊”的辦法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種國家共產主義的設想。特別是在戰爭結束以後，這項政策受到廣泛抵製。農民對餘糧征集製嚴重不滿，甚至發生了喀琅施塔得暴動。如果不及時調整政策，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就會發生問題。實踐證明這種“直接過渡”的辦法是不成功的，違背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規律。列寧總結這一政策時說：“‘戰時共產主義’是戰爭和經濟破壞迫使我們實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項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的政策。它是一種臨時的辦法。”他還說：“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地設想也許更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為了作好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準備（通過多年的工作來準備），需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過渡階段。不能直接憑熱情，而要借助於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靠個人利益，靠同個人利益的結合，靠經濟核算，在這個小農國家裏先建立起牢固的橋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
列寧是勇於從實踐出發，善於修正、補充和完善自己理論的領袖。他和其他領導人認真反思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踐，果斷改變初衷，開辟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新道路。1921年3月，俄共（布）舉行第十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關於以實物稅代替餘糧征集製的決議》。列寧作了《關於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製的報告》和《關於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製的報告的總結發言》，具體地闡述了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性和規定的基本方針。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內容是：第一，用糧食稅代替餘糧征集製，允許農民在交完糧食稅後把多餘糧食拿到市場自由買賣，而不是像以前那樣農民餘糧全部由國家征集。這就極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於鞏固工農聯盟。第二，工業企業停止推行國有化，允許私人經營企業，包括將一部分國有化的企業退還給原企業主經營，采取租賃製等措施將一部分企業出租給私人經營。同時，允許和支持小農經濟的發展，支持和鼓勵私人經營中小型商業企業。第三，大力發展商品，充分利用市場和商品貨幣關係，促進工農業產品的流通，建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點。為此，列寧號召共產黨人要學會管理經濟，學會文明經商。第四，加強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與合作，強調“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係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係聯係起來。”同資本主義交往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實行租讓製，將一些自己暫時無力恢複生產的企業，租讓給資本家經營。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最早、最初步的對外開放形式。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就是從俄國小農占優勢的客觀實際出發，實行向社會主義迂回過渡的政策。所謂迂回過渡，就是允許農民在交納糧食稅後把剩下的餘糧拿到市場上自由周轉，通過商品交換、貨幣流通和一定限度的自由貿易，來活躍經濟，培植國家資本主義，並把它作為中間環節迂回向社會主義過渡；對小農的改造，要根據自願互利原則，引導農民通過合作化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從1921年開始，蘇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國民經濟得到迅速的恢複與發展，政治穩定，民族團結，文化出現繁榮跡象。
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期間，列寧對蘇俄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深刻的理論思考，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見解。列寧強調實踐對認識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意義，認為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覺創造的，我們所向往的社會主義社會是需要很長時期才能建設起來的。強調“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後，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要把大力發展生產力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擺在首位。強調從俄國過渡時期的實際出發，要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包括自然經濟、小商品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與此相聯係要利用和發展商品貨幣和市場。強調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服務。利用資本主義，包括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租讓製、租借製、合作製和代銷代購製）、借鑒和吸收資本主義國家創造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東西、充分發揮資產階級專家們的作用。列寧還強調在革命過後要及時地把改革提到日程上來。他寫的《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作用》，是論述社會主義改革的第一篇光輝文獻。社會主義改革的真正源頭在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就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實踐。
因此，新經濟政策的實踐，深化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
（二）列寧晚年建設社會主義的構想
人們的認識總會受到曆史條件和實踐水平的製約和限製。當這些條件變化時，有可能使認識產生新的飛躍。在落後的俄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前人並沒有這種實踐。列寧最初也是遵循馬克思的設想，認為“社會主義要求消滅貨幣的權力、資本的權力、消滅一切生產資料私有製，消滅商品經濟。”當按照這種思想實踐時，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新經濟政策的實踐，使列寧經曆了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和理論上的升華。列寧晚年的社會主義思想指的是1921年3月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的社會主義思想。由於列寧的辛勤工作，勞累過度，健康狀況每況愈下。1922年5月又兩次中風，右半身幾乎全部癱瘓。他一方麵與病魔作頑強鬥爭，另一方麵關注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思考著俄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從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列寧躺在病床上，在不能執筆寫作的情況下，由他口授經秘書整理，先後完成了《日記摘錄》、《論合作社》、《論俄國革命》、《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五篇有關理論、政策方麵的論文和《給代表大會的信》、《關於使國家計劃委員會具有立法職能》、《關於民族“自治化”問題》等三封重要信件。這些論文和信件以後被稱為列寧的“最後遺囑”。列寧在這些論文中，闡述了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並在總結新經濟政策初步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構想。
列寧在《論合作社》一文中，高度概括了對社會主義認識的變化，明確指出：“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這是一個凝結著豐富實踐經驗和理論內涵的重要結論，蘊藏著對社會主義帶有根本性的曆史思考。列寧說的“根本改變”，一是指工作重心的改變。“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應該放在政治鬥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麵，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這裏的“文化”是從廣義上說的，既包括經濟建設，也包括文化建設。二是指對合作社性質的認識。列寧在做《論糧食稅》的報告時，還認為合作社的性質是資本主義，到寫《論合作社》時，已經認識到合作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集體資本主義，在蘇維埃政權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三是指革命和改良的關係。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改良隻是革命鬥爭的副產品；在奪取政權後，改良上升為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主要手段。正是在對社會主義認識有了新的“根本改變”的基礎上，列寧提出了有科學依據的、比較完整的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嶄新構想。
第一，進行農業合作化。列寧在《論合作社》一文中，提出通過合作社用社會主義原則改造農業、把農民引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合作社計劃。列寧經過長期考察，終於發現合作社這種組織是在農民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把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結合起來的最好形式。合作社的性質取決於政權和基本生產資料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裏。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由於政權和生產資料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合作社就是社會主義組織。合作社是聯合小商品生產者的集體經濟組織，其形式包括消費合作社、信貸合作社、產品采購、加工與銷售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等等。就生產合作社來說，它是以一家一戶的家庭生產為基礎，實行農民自主經營，保持著參加者很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隻是在生產的不同環節，以不同形式的聯合。它同後來斯大林推行的集中勞動、統一經營和統一分配的農業集體合作化還是不同的。列寧考慮到合作化必須堅持自願原則，又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條件，因此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長一些的時間。列寧在論述農業合作化的重大意義時指出：“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條件下，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取得了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製度就是社會主義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