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京肅
還是1983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學習的時候，第一次接觸、認識了來自西方世界的傳播學，並產生了濃厚興趣，對它的學習和研究最終成為我的職業。傳播學能有今天的規模和學界地位，是當時我們大家都不曾想到的。其實我們關注傳播學的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直到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傳播學才真正引起了我們的興趣。那時，複旦大學和南京大學等高校有留學背景的幾位老師麵向本科同學開始了傳播學的教學，引進了施拉姆和麥克盧漢等人的傳播學理論成果。在學界的促進下實現了傳播學大師施拉姆先生的訪華。施拉姆先生和華裔學者餘也魯先生等人在大陸進行了傳播學交流。也就是在那個時候，餘也魯先生等學者開始關注並大聲疾呼關於傳播學本土化的問題。他們認為：“我們除了可以在中國的泥土上學習與實驗這些（西方傳播）理論外，以中國人的智慧，應該可以從中國的曆史中找尋到許多傳的理論與實際，用來充實、光大今天傳學的領域。”因為，“傳的藝術已深潛於中國文化中，流漾在中國人的血液裏，隻差作係統性的與科學性的發掘與整合。現在該是開始的時候了。”（邵培仁，1998）我理解他們這些話的中心意思應該是，傳播並不是西方人特有的社會活動，傳播學同樣也不應該是西方人的專利，在深厚的中華文化中蘊含了中國人和中華民族在傳播和傳播理論上無限的智慧和成果。用中華民族豐富的傳播實踐和傳播思想豐富世界傳播學的寶庫，應該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義務和責任。
近三十年來，兩岸學者們在挖掘中華民族傳播成果方麵已經付出了艱苦的努力，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相對於西方的傳播學而言，我們對傳播學的研究起步較晚，受西方傳播學的影響很大，學者們的主要精力和時間放在了對西方傳播學規範的借鑒和使用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傳播思想和實踐的遺產的整理和研究上還有許多值得開拓的空間。
在浩繁的中國文化典籍中隱藏著不計其數的傳播思想和實踐的寶藏，同時在中國的民間和廣大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中還散落了大量的傳播思想和傳播實踐的珍珠，尋找這些隱藏的和散落的寶藏和珍珠，是形成中國傳播學寶庫的基礎性工作。台灣的關紹箕先生、大陸的孫旭培先生等學者都已經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但還需要有更多的學者投入更大的精力才可能形成傳播學中國化的氣候。
如何真正建立中國傳播學的學派，而不是簡單地空喊所謂“本土化”的口號，是目前我國傳播學界和每一位傳播學者麵對的共同問題。況且人們對“本土化”本身就有許多不同的認識和看法，甚至有人直截了當地提出所謂的“本土化”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我認為，本土化並不是拋開西方傳播學的主流學派而另起爐灶的傳播學研究，像世界上的其他學科一樣，盡管各國各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內容和研究的模式，但作為科學它必然有許多基本的東西是世界共通的。對中國的傳播學研究而言，如何在盡快掌握世界傳播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和方法的基礎上，挖掘、總結、抽象出傳統文化中的傳播思想精華，並采用世界傳播學的主流模式和方法進行研究，應該是“本土化”的基本取向。正是在這樣的一種期盼中，我見到了楊立川教授的《傳播習俗學論綱》書稿。書不厚，但在我心裏它的分量仍然是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