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道以降，樸學隆盛，而佛法浸衰，雖有彭紹升、汪縉、羅有高等名流為之鼓吹，亦如爝火微光，禁不住野馬之吹噓。樸學主將戴震曾與彭紹升反複辯難，斷言自己的學問“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不惟其實與老釋絕遠，即貌亦絕遠，不能假托”。鹹同以來，外憂內患，國勢頹唐，佛教的圈子也籠罩著末法氣象。詩僧敬安以為“邇來秋末，宗風寥落，有不忍言者”，“嘉道而還，禪河漸涸，法幢將摧，鹹同之際，魚山輟梵，獅座蒙塵”，揭示出當時佛學的境況。然隨著西學東漸的大潮湧動，佛學亦漸漸興起，為近代思想裏的一股“伏流”。佛陀的教誨本是異域絕學，經千年汰洗成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晚清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佛學被視為傳統文化的“精思妙理”，成為抵禦或融釋泰西哲思的重要資源，一些士人相信“此理一明，導歐美而歸淨士，易如反掌”。楊文會是晚清居士佛教興起的關鍵人物。1897年，他創置金陵刻經處，開講祗洹精舍，“以英文貫通華梵”，一時精英薈萃，“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教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時如蘇曼殊、歐陽竟無、譚嗣同、梅光羲、釋仁山、太虛等僧、俗名流，都親炙其學，影響深遠。這一時期的佛教徒們以複興佛教為振興民族文化為己任，一些詩僧則把家國之難的痛感與佛教文化的邃遠熔鑄於詩文之中，融新貫舊，形成新穎的創作麵貌。其中最為特出的是敬安寄禪和蘇曼殊的文學創作。
一、敬安寄禪的詩
敬安禪師（1851-1913），字寄禪，俗姓黃，名讀山，湖南湘潭人。家世務農，7歲喪母，11歲喪父，孤苦無依。敬安少時牧牛會雨，在村塾前避雨，聽人讀唐詩“少孤為客早”句，心有所感，不覺淚下。17歲之年，一日見籬間白桃花為風雨摧落，感而大哭，遂投湘陰法華寺，剃度出家。光緒三年（1877）秋，他到寧波阿育王寺拜佛舍利，燃二指供佛，此後自號“八指頭陀”。後漫遊江南，有《嚼梅吟》印行。33歲以後駐錫南嶽，前後居湖南凡18年之久。此其間得長沙麓山寺的笠雲禪師傳法授記，住持溈仰祖庭密印寺，卓錫三年，宗風重振。50歲之年，主持寧波天童寺，百廢俱舉。光緒三十四年（1908），敬安禪師在寧波成立僧教育會，被推為會長。他為“保教扶宗，興立學校”的事務上下奔走，在僧教育會下附設僧眾小學和民眾小學各一所，為現代僧侶教育之嚆矢。民國元年（1912）四月，敬安禪師發起組織中華佛教總會，被推舉為第一任會長。次年元月，示寂於北京法源寺。
敬安聞詩落淚，睹桃而泣，有著敏銳善感的心地。據說，他識字不多，湖南名士楊度強迫他著錄詩篇，他竟然十字九誤，汗下淋漓。偶賦詩至“壺”字而不省，遂畫一“壺”形代字，傳為笑談。然他作詩若有天賦，先在仁瑞寺，受維那精一和尚啟發，留心詩學。21歲，於嶽陽樓澄神跌坐，下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豁然神悟。歸而述於宿儒郭菊蓀，郭氏認為他生有夙慧，“語有神助”，授以《唐詩三百首》，勸他學詩。敬安以讀書無多，但鍥而不舍，潛研默詠，吟詠不綴。在湘時期，與王闓運、葉德輝、鄧輔綸、陳三立等往還，詩思大進。光緒十一年（1885）夏，與王闓運、王先謙等名士開“碧湖吟社”，九月與赴王闓運、郭嵩濤等召集的“碧浪湖重陽會”。他廣泛接觸當代名士，詩名噪於海內。
清季湖南一帶，“詩學大盛，高談格調，鄙視宋明。漢魏三唐，自成風氣。”錢基博以為，“近代詩派大別為三宗”，王闓運、鄧輔綸為漢魏六朝派，樊增祥、易順鼎為中晚唐派，鄭孝胥、陳三立、陳衍等為宋詩派。其中，王闓運、鄧輔綸、易順鼎等皆為湖湘人氏，而“方民國之肇造也，一時言文章宿儒，首推湘潭王闓運雲”。敬安寄禪與王闓運為同裏且相交莫逆，受他們的影響，其詩風亦濡染複古傾向。光緒十三年（1887），王闓運序敬安詩，說他“頗癖於詩，自然高澹，五律絕似賈島、姚合，比寒山為工”，次年又以為：“餘初序之，引賈島以比，意以為不過唐詩僧之詩耳，既隔一年，複有續作乃駸駸欲過慧休，餘序未為知言，亟刊前序，更為論定，亦見進步之速也。”可見敬安的詩學進路及其努力的方向。光緒十四年，葉德輝亦作序說：“其詩宗法六朝，卑者亦似中晚唐人之作。中年以後，所交多海內聞人，詩格駘宕，不主故常，駸駸乎有與鄧、王犄角之意。”敬安的詩由中晚唐入手，但與學習溫、李的樊增祥、易順鼎有所不同，他近於姚、賈，工於研煉，有苦吟之風，進而上溯六朝，融液禪思，自成麵目，躋身於清季舊派詩人的代表。
然而敬安並非閉門枯禪的衲子、袖手空談的詩僧，他還以一個愛國護教的宗教改革家的麵目出現於近代史上。他留下的近兩千首瑰麗詩篇，不僅記錄著一個僧侶的心靈體驗，一個詩人寫景的詠物才情，也閃耀著一個宗教家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和愛國熱忱。他的詩歌可以分為即事抒懷、寫景詠物和摹寫宗教體驗等幾方麵的內容。
敬安生逢離亂之世，其詩篇即事述懷，堪稱詩史。他自述：“甲申法夷犯台灣，官軍屢為開花炮所挫，電報至寧波，餘方臥病延慶寺，心火內焚，唇舌焦爛，三晝夜不眠，思禦炮法不得，出見敵人，欲以徒手奮擊死之。”其一腔熱血，不輸千古男兒。他的即事述懷之作數量眾多。首先是吟詠時事。1887年，鄭州河決，他在詩裏述其慘狀：“濁浪排空倒山嶽，須臾淪沒七十城，蛟龍吐霧蔽天黑，不聞哭聲聞水聲。”甚且悲慨道：“時事艱難乃如此，餘獨何心惜一死，舍身願入洪流中，抗濤速使河成功。”表達了他內心的極度哀痛與宗教家的兼濟情懷。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死難，他寫下《記事十八韻》；1901年，《辛醜條約》簽訂，敬安又賦詩道：“天上玉樓傳詔夜，人間金幣議和年。哀時哭友無窮淚，夜雨江南應未眠。”在這個舉國不眠之夜，國家興亡之秋，興國上下，同仇敵愾，連僧人也不能置之度外。1905年江淮洪水泛濫，他又以沉痛的心情寫下五古《江北水災》：
死者隨波濤，生者何所棲？相攜走泥濘，路滑行步遲。饑來欲乞食，四顧無人炊。兒乳母懷中，母病抱兒啼。倉卒骨肉恩，生死終乖離。不如賣兒去，瘵此須臾饑。男兒三鬥穀，女兒五千貲；幾日糧又絕，中腸如雷鳴。霜落百草枯，風凋木葉稀。掘草草無根，剝樹樹無皮。饑齧衣中棉，棉盡寒無衣。凍餓死路隅，無人收其屍。傷心那忍見，人瘦狗獨肥。哀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災？
在敬安沾滿血淚的筆下，水災過後滿目瘡痍、屍橫蔽野的淒慘景象得到了真實的反映。他並非隻是一個旁觀者，這是他飽含著同體大悲的慈忍之心，以寫實的筆墨實錄下的觸目驚心的詩章。這種題材自杜甫三吏三別以來，雖然屢見不鮮，但卻很少能達到這樣逼真而動人的藝術效果。除吟詠時事一類外，敬安的詠懷之作也往往運用深情的筆觸描摹這個生靈塗炭的世界。如《詠懷詩十首》之四道：“步出城西門，高墳何累累。年深墳土裂，白骨委蒿萊。墳傍哭者誰，雲是白骨兒。生既為死泣，死亦待生悲。哀哉億千劫，無有淚絕時。”純用白描，直寫生命的悲憫與苦難，而以情深語切為勝。他的《感事》詩則把個人和民族的命動綰結在一起，他在詩裏這樣寫道：“吾儕亦何事，涕淚忽難收。鴞獍真成孽，江河欲倒流。可憐豪俠氣，虛作杝人尤，鬱鬱夜難寐，西風月滿樓。”在這個滄海橫流的世界，生天成佛已經不是僧侶最後的期望，喚醒國魂，重整山河成為他心頭不能釋懷的使命和責任。這使得敬安的懷古或贈人之作也往往充滿著悲愴之情，映現出熱血男兒的愛國熱忱。如他在《謁嶽武穆祠有感》、《謁嶽武忠公墓》、《九日過屈子祠》等懷古題材的詩篇裏，表達了自己“風雨湖山猶感恨，往來樵牧亦淒涼”的悲愴情懷。他還通過與今人的酬答來寫時事，如他吊唁已故的將軍說：“哀時心未已，看劍淚沾巾。忍看長城壞，難留大樹春。”贈答馳騁韁場的折足將軍說：“折足將軍勇且豪，牛莊一戰陣雲高。前軍己報元戎死，猶自單刀越賊壕”，但最後卻以“身滿槍痕無戰功”結束，表達了鬱結的憤悶與悲愴。《奉寄楊皙子孝廉遠適日本》則尤為沉鬱頓挫：“借問吾鄉楊皙子，一身去國歸何時？故山猿鶴餘清怨，大海波濤動遠思。獨抱沉憂向窮發，可堪時局似殘棋。秋風莫上田橫島，落日中原涕淚垂。”時局如棋，已成殘局，江山故國如日落日原，真是令人有不堪回首的傷感。
敬安筆下有兩幅筆墨，即事述懷之作往往蒼涼悲壯，有杜甫之風；寫景狀物之詩，則清秀明雋，警策工穩，頗近晚唐詩人的情趣。如《暮秋偕諸子登衡陽紫雲峰》一首：“紫雲最高處，飛錫共登臨。秋老山容瘦，天寒木葉深。西風孤鴻唳，流水道人心。坐久林塘晚，寥寥鍾梵音。”又如《暮遊玉泉寺》：“夕陽林穀暝，眾鳥亦知還。涼月一渠水，殘雲數點山。偶隨寒磬入，欲共老僧閑。夜久群動息，輕煙澹碧鬟。”這是一個僧人的遊蹤，寒山枯木，西風孤鴻，老僧寒磬，一派蕭瑟景象，帶有姚合、賈島一派詩歌的作風。這些詩往往屬對工整，形容蕭散，大多是苦吟而成的作品。但他也有靈機一動的興到之作。楊度記他“遊天童山，作《白梅詩》，亦雲靈機偶動，率爾而成。然詩詩格律嚴謹，乃由苦吟所得，雖雲慧業，亦以工力勝者也。”所謂“以工力勝者”，顯然是指近於姚、賈的寫景之作，而他的詠梅詩卻大抵是“靈機偶動”的作品。錄其數首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