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翻史料，猶如走進春華秋實的季節裏，秋浪四起，文脈莽莽。這位钜鹿曲城（河北晉縣西）人，幼時家境貧寒，曾出家為道士。隋末，參加瓦崗起義，為李密進十冊，不用。密敗降唐，為李世民策謀作劃。貞觀三年擢升秘書監，參與朝政，成為國之棟梁。這真乃大唐之榮幸庶民之萬福，他生平無限的歲月情懷和政治抱負終得如願以償。本來留戀山水寓目青綠是曆代文人的愛好，躋身於朝政的魏征，敢於直諫，參政議政，上扶皇帝，下請民願，日理萬機。吟詩作詞、寄情山水都是性情中人所為，但他的文章以不凡的才華始終伴他渡過了政治生涯。盡管他伴君如伴虎，始終沒有磨滅他犀利的文筆和高深的藝術感悟，魏征依然和那些文壇、書壇高手一道遊離塵浮，明察秋毫，心境與自然親和。後人不解的是他的政治抱負和遠見卓識居然與他的文章一樣光彩奪目。我一直在想，倘若魏征不入朝政，深居青山綠水，他的筆下是否能流淌出《九成宮醴泉銘》那樣華美的辭章呢？如果這樣魏征就不是當今意義上的魏征，幸好人生沒有如果。曹丕曰：“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句話對魏征來說再恰當不過了。盡管魏征身在朝政，卻心係萬民，總想以自己的文章來實現他的政治主張，把皇帝和庶民這難以逾越的鴻溝鋪墊。我們不得不崇拜這位政治家的智慧、胸襟和奉獻精神了。縱觀曆史，像這樣傑出的人物都是國之棟梁。周恩來風範長存，照耀千秋，成為華夏兒女永垂不朽的楷模和中華民族的精神豐碑，就是例證。
我崇尚大師，更崇尚獨領風騷、力挽狂瀾的政治家，他們的心靈時刻都能保持澄澈和靈動。人們為偉人歌功頌德，往往以與日月長存和天地同輝作比喻，事實也是如此。他們的政治行為和豐功偉績，為的是給疲憊的生命以將養和嗬護，更重要的是保蘊創造的靈性和恣放通脫的活力，張揚生命的愉悅，逐漸調整到心手合一默契無痕這樣一種境界。
境界確實是人生的高度！
再說與魏文有關的歐書。醴泉銘碑是歐陽詢75歲時的鼎力傑作。這位譚洲臨湘（今湖南長沙）人，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稱“歐陽率更”。他與虞世南俱以書法馳名初唐，並稱“歐虞”。他博通經史，書法各體俱精，尤以楷書最工。他的書體，以剛健清秀，法度嚴謹，成為唐楷的頂峰，由他書寫《九成宮醴泉銘》碑，實在是當之無愧了。這位大唐獨領風騷的書法家的這幅作品，盡管時光已流失了1300多年，引起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的敬仰。這種敬仰全然是一種內心的投合和需求，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質的飛躍，這種飛躍使我們跨越空間，想親近他並牽住他的衣襟同行。這種感情樸素而又純真，衝動而又無所顧忌，我們真想跪拜在他的膝下，成為他的門徒，吸取他的書法藝術的全部精髓。歐陽詢遠在湖南長沙，卻被朝廷如此器重，成為大唐最優秀的書法高手，可見唐王的英明、魏征的推崇以及他當時的地位和影響。我們所看到的歐書一副清俊秀麗、法度嚴謹、浩氣不凡的經典相貌，他的文化含量和藝術性可以說是後無來者。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由誰來向前推進一步，使之流傳至今，不斷翻新著他的審美價值？在貞觀之治的盛唐時期，除他一身不凡的造化外，對朝廷的延攬賢人、知人善任的用人路線是分不開的。唐王李世民十分注意文武大臣的品德修養，他主張“治安之本，首在用人”。選用一個正直善良的人，人們就會得到鼓勵，誤用一個壞人，侫人便蜂擁而至。所以，他對德才兼備者，雖疏而委以重任；對寡學乏才者，雖親亦不妄賜官爵。
提忠直的魏征，王圭於政敵建成舊屋；任屈突通於忠隨舊屬之列，拔後起之秀馬周常何門客之中，擢尉遲敬德於義軍之列，從而打破了貴族壟斷官場的局麵。這些深得民心的施政綱領和用人之道，促使了大唐的繁榮和輝煌。“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英明的施政方針，寬鬆的政治環境，使人才脫穎而出。就以書法而言，真正獨領風騷，也能治國安道昭天下。歐書不凡的造化和獨到的墨筆功夫，不僅是歐陽詢才情、智慧的展示，也是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發達的一個標誌。因此，我們崇尚歐書，審美情趣不單是文化因素的單一成分，我們應當將審美的視覺全方位地展開。歐陽詢把書寫的功力和思維空間發揮到極致，下筆輕重分明，張弛有序，以千鈞之力展示結體的舒朗，他惜墨如金，筆跡輕盈妍美，潔高、境闊。他對二王的研習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於險勁中見俊秀，給人以清風明月、爽朗清麗、行雲流水般的感受。從歐書中，你的目光沿著筆跡移動，會發現歐陽詢是怎樣將黑白空間、運筆的方向和速度創造性地蘊涵在形神兼備之中的。這種天才和靈性與智慧的交融，如石破天驚，似乎在一夜之間把盛唐書風翻了個個兒，成為當時最傑出的楷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