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據說有挺大學問，我沒仔細研究過。但真的采訪過一個做刻刀的師傅，家裏還是個小鐵匠鋪的意思，從清朝開始就做刻刀，如今還敲敲打打的，他住的那個胡同叫什麼我忘了，但跟鐵匠有關，現在早就拆了。
胡同的名字沒有好壞之分，隻是讓人覺得親切。因曆史滄桑而模糊了階級意識。不像現在，你說你住光大花園，我就知道你是中關村攢電腦的，你住紫玉山莊，我就知道你是個燒包。這其實和做沙果生意的就住大沙果胡同、糊紙馬的就住汪紙馬胡同（今汪芝麻胡同），鐵匠都住鐵匠營一樣。
——上海——
路名解讀城市
“私人記憶檔案”
一個熟悉的地名往往構成記憶的大海，而地名像珊瑚礁保存一個錯綜的秘密，在人和地名之間有一份默契。
有些說來還不無諷刺。周澤雄在他的上海回憶錄裏寫道：“然我的初戀得以在花溪路展開算得一個好兆頭，但正是在凱旋路，我陷入了愛情的滑鐵盧。還有一次，當我自以為已經優哉遊哉地把愛情從武寧路牽扯到富民路，繼而又從市中心的襄陽公園大踏步地拓展到僻遠的臨江公園時，在一條大名叫‘團結’的路上，我和她又差點雞飛蛋打。”
地名是有其象征意味的，但這份意味不可能得到人民幣那樣的共同流通和集體接受，亦即不可能是字麵上的那種，它屬於你，而你或許又無從向他人道及。
仇女士家在四川路邊的一座小洋房，雖然是與六戶人家合住。畢業於著名的複興中學，在四川北路頂端。這條路上的每一寸瀝青和水泥都見證了她20歲以前的青春，用她的話說：“這條街上每一爿店鋪裏麵的每一個櫃台賣什麼，我都知道。”
但是她的領地發生了巨大變化。每一次仇女士回娘家到四川路來轉轉，都會發現變化的東西。說到這裏時她的眼角不住向上翹動，仿佛是一個王後在說後花園裏，那個粗心的園丁沒有按照她的意思修剪，結果“弄得一塌糊塗”。
她曾經是這條路當之無愧的主人，至少是主人之一。而她的丈夫周先生則不是。他出生於四川路不遠的海拉爾路。兩條路之間還有一條路，名叫四平路。在人口密集的虹口區，四平路一度是一個分界，它的東麵是海拉爾路等地的棚戶區，以蘇北人為主，以西是四川北路、歐陽路等廣東人的後裔。在1949年以後上海相對封閉的日子裏，四平路兩側是兩個街區，也是兩個階級，周先生為了打通這兩個街區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過年前周先生回到海拉爾路，看到自己愛之恨之的棚戶區已經被推倒。這裏成了新的住宅小區。他說他感覺“一下子被嗆住了”，隻能把車停好悠悠地抽了很長時間的煙。
每個人都擁有一個關於地名的私人檔案袋，各種地名都已被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分別歸檔。
敲入城市的曆史密碼
而對於一座城市，地名就像一套密碼，你隻有了解這座城市的全部底蘊，才有可能一一破譯。
上海的城區不斷擴大的過程，就是路名規律變化的過程。最早的上海城區局限於現在黃浦區南部還被稱為南市（以前這裏是單獨的南市區）的一個部分。聚集了“尚文路”、“蓬路”、“望雲路”等一批並不規整的路名和以當地大姓為命名的很多弄堂，“翁家弄”、“吳家弄”等。也許當年的上海太小了，人口也不多，路名混雜不至於讓人迷路。
隨著上海的變化，馬路在被拓寬、延長和對接，這些路名也正在逐漸消失。但這個地區作為上海核心的時間是最長的，有好幾百年——對於年輕的上海來說，這個數字和史前已經沒什麼區別了。
1840年以後，南市北麵的一條小河“洋涇浜”開始引人注目，這條普通的小河成了英租界南緣的界河，同時也成了兩種社會製度的界河，“東方”和“西方”的界河。其兩岸也成了標準的華洋混居地，於是一係列不中不洋的詞彙被冠名為“洋涇浜英語”。
由於迅速膨脹的人口，租界之間的頻繁往來，濱河被填平造路。取何路名，一番爭論，最後成了以英王命名、以法文拚寫的中國大馬路：愛麗詩路。上海解放後更名延安路，革命聖地之路。改革開放之後，這裏又建高架路，延安路高架橋。由一條河，變成一條馬路，又變成一條空中通衢大道，這不僅是一條路的曆史，而且是映照著城市成長的城市發展史。
“一直到今天，要是隻用一個詞彙來概括上海，‘洋涇浜’可能還是最合適的稱謂，雖然這條小河已經不複存在近一個世紀了。”研究上海曆史的老先生說。
上海若沒有淮海路，上海人將失卻很多精致和布爾喬亞式的生活熱情，這條最初由法國人籌劃的大街，最早在1901年時叫“寶昌路”，寶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董事，一位“愛法國，也愛中國”的法國佬。他在法租界連續當了17年公董局董事，管理法租界的市政建設。1914年改為霞飛路。早在1885年，這個年輕的法國工兵士官乘船到上海遊玩，除了法國的孩子們對其頗感興趣以外，無人理會。但當歐洲大戰爆發，霞飛在戰場上屢建功勞，榮升法國東路軍總司令後，法租界公董局的先生們立即想起這位霞飛將軍曾經來過上海，尤其是瑪納之戰，霞飛力挽狂瀾，拯救了法國的危亡，法租界董事局的官員們欣喜若狂，立即決定從1914年開始將上海最繁盛的寶昌路改名為“霞飛路”。“霞飛路”叫了35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為紀念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著名的三大戰役之一——淮海戰役的勝利，這條路改為淮海路。租界全部收回，霞飛路才改名為淮海中路。淮海路全長約6公裏，現分為淮海東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
這是一條繁華而又高雅的大街，一條堪與巴黎的香榭麗舍、紐約的第五大道、東京的銀座、新加坡的烏節路媲美的大街。尤其在行人稀少的晚上，讀過幾部法國小說的姑娘會自我感覺特好地把高跟鞋踩得跪響。
江灣五角場，它在國民政府時期一度倒是有希望成為上海的政治中心，所有東西走向的路都是以“政”字開頭：政通路、政立路、政民路等等，而所有南北向的路都以“國”字開頭：國定路、國和路、國順路等等。還有一條小路的名字竟叫“國庠路”，這個“庠”字被用作路的名稱，怕是全國鮮見。
結果，1949年之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它一直成為上海的西伯利亞，在疏離中感受流放。
以路的名義生長
隨著上海城市的不斷發展，市區麵積擴大速度驚人。路名需求更加豐富，相應的規則就隻能以一個大概的原則而行。這個原則就是盡量以國內的地名為路名，而且被命名的地區在全國的位置應該大致相當於這條路在上海的位置，同時不影響原有的主要道路。這也許是一種表達舉國融融、四海一家的方式，並附帶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識。隻是，在這份表達欲過於強烈時，地名應有的地域色彩也會剝離。東西向馬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馬路以省份命名，遂使得南京路、延安路或福建路、山東路雲雲，不見得比紐約第五大街或第十六大街更具個性。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上海市區邊緣出現了地區路名集群這樣一個有趣狀況，同省的地名在地圖上被集中在一起。西南角上出現“欽州路”、“柳州路”等（分別都是廣西地名），東北角則出現“鞍山路”、“雙陽路”（東北地名），正北方則有“呼瑪路”、“呼蘭路”（黑龍江地名）。
事實上這一規則在上海沿用時間很長，但是隨著城區範圍的擴大該規律一直在起作用，同時新的命名又要考慮到不影響原有路名，因此有些地區在地圖上離得很近，而在上海又離得很遠，出現了多個東北集群等有趣狀況。最典型的就是虹口區的赤峰路、多倫路等原上海市區的東北角，現在基本處於應該叫“上海路”或者“連雲港路”的位置，非常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