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未歲羊，時在仲夏。摯友紀連祥送來一部名曰《世說漫議》的書稿請我瀏覽，征詢能否出版。書之作者為天津市北辰區政協主席魏積良先生。業餘筆耕，如此厚重之工作實為不易。我是極重視朋友托付的事情的。因為一個人尤其是一個“主外”而又想幹一番事業的男人，朋友就構成了他一生履曆的鏈條，同時也拓展了其人生的廣闊平台，況且要交真朋友而不是“官樣”朋友，就要甘願付出，不計“成本”，勇於無言的犧牲。故而，盡管酷暑如蒸，加之我被“拉郎配”般冠以院長頭銜的北京世界華人文化研究院剛剛啟動，諸事雜陳，人員上又捉襟見肘，可謂忙得不亦樂乎；又因多年冠心病加糖尿病作祟的病軀常常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我還是硬擠出時間來了個先讀為快。
讀罷洋洋數十萬言的書稿，雖然覺得在某些章節的體例上需要做些許調整，但屬“小手術，無關大局，瑕不掩玉，全書的質量是值得稱道的。尤其是書的立意符合時代節律，對於全國正在進行的公民道德教育，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具有倡導、勸誡乃至教化的作用。”
僅從《世說漫議》的書名看，讀者就會悟出，此作是寫時下社會的，寫時下社會眾相和人生百態的，一言以蔽之，是弘揚正氣與針砭時弊的，也是為政治服務的。
毋庸諱言，此斷定不假。餘以為，這部書的可貴價值就在於彰示了“筆墨當隨時代”和“文以載道”的為文特質。縱觀曆史，任何一個具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為文者，其所涉獵的題材都會受到曆史的製約和空間的局限以及內涵的渟蓄，都要打上時代與個人的烙印，都無不因體恤國情民意和憤世嫉俗而呐喊，而直抒胸臆，而錚言以獻，並具有時代價值，屈原那黃鍾大呂般的《天問》是如此，諸葛孔明那彪炳千秋的《出師表》是如此，蘇東坡那氣勢磅礴的《赤壁賦》是如此，範仲淹那筆意縱橫的《嶽陽樓記》是如此，魯迅那痛心徹肺《祥林嫂》也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舉不勝舉。
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曰：“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晉書》卷八十二《陳壽傳》亦雲：“化以成俗，教移大心。”可見，國家興亡，貴在人心；民族複興，重在教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要強大起來，必須要以高尚的情操為凝聚力，必須具有遠大的理想和堅不可摧的精神支柱。正如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所指出的：“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是全國億萬人民群眾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的曆史過程，並且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偉大變革中，正如在明媚的春天打開寬敞的門窗，既有習習清風和花草的芳香撲麵而來，也難免有蒼蠅乘機而入。所以，我們在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理念的同時，一些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觀念背道而馳和格格不入的腐朽思想必然會“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況且，有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場革命，而這場革命所涉及的內容，既有體製方麵的，也有理念方麵的，其慘烈程度，決不是隔靴搔癢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如同周身大換血。因此，在這場“革命”中人們固有的人生觀、價值觀、榮辱觀、尊卑觀、好惡觀、明誌關乃至生與死、崇高與低下等等，都將在激烈的碰撞與失衡中，相對接相整合相取代相占位。故而，黨中央一再告誡全黨和全國人民，在加速創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同時，一定要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因為，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所走過的道路已經以不菲的“學費”和“痛定思痛”的經驗與教訓說明，沒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換個角度講，沒有國人的“高度”精神境界，那麼那種矗立起來的物質“高度”毫無疑義地屬於“空中樓閣”或“海市蜃樓”；要麼就是“泡沫”堆積而成的高塔，而這種“高塔”固然貌似巍然又令人眩目，但經陽光強射和勁風一吹，便立刻消殞和蹤影皆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