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民民間對日索賠的行動其實早在抗戰剛剛結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當時國民政府在全國範圍內組織了對戰爭損失的調查與統計，在這個過程中，雖然國民政府一再聲明對日索賠將由政府來進行，但遭受了戰爭損失的浙江人民在上報損失數目的時候還是明確提到要求日本對其個人或企業的損失給予賠償，從中不難看出浙江人民對自己所遭受的損失是記在心上的。
時間一晃就是幾十年。中日間的戰爭狀態一直持續到1972年，在此後的年代，中國人民仍舊報著“以德報怨”、“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的待人之道，繼續夢想著以自己的大度來換取日本自己對戰爭的深刻反思，也真誠地希望中日關係真正能夠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杭州美麗的西子湖畔，立著一塊“中日不再戰”的石碑，好像戰爭永遠不會有了，以後的中日兩國將會相安無事，和平共處。但遺憾的是，除了幾個尚有良知的日本老兵和有理性的日本青年外，中國人的大度換來的卻是日本朝野不斷地為侵略戰爭喊冤叫屈，中國人民再也坐不住了，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人民通過民間的力量終於走上了向日本索取賠償的道路。
1994年，曾遭受日軍細菌戰的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的村民終於聯合了本省的衢州、寧波甚至湖南等地的細菌戰受害者共108人，開始搜集證據，準備向日本政府起訴。1997年8月，正式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起訴，要求日本政府對其進行損害賠償。1998年2月16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就此第一次開庭審理，原告代表團代表王選作了如下的開庭陳詞：
“我叫王選，1952年8月6日出生於上海，是本訴訟日軍細菌戰六所受害地之一――中國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的原告。崇山村是我父親的故鄉。1942年，日軍細菌戰引起村子裏鼠疫流行，396個村民死於這場鼠疫。我祖父的家庭中死了8個人，我的叔叔也死了，當時13歲。”
1969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作為知識青年，從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們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的災難、強奸、勒索、撒毒、放火、活體解剖，無惡不作的日軍的凶惡，埋在村民們記憶中的恐怖、悲傷和憤怒，是我，一個農民的子孫，在青少年時代，從他們那兒受到的曆史教育。
1987年，我為學習戰後經濟成功的日本，來日本留學，先後在日本的三重大學和築波大學學習。這十年裏，我一麵切身地感受到，在中國差不多的人都知道的戰爭中日軍的種種殘虐的暴行，在日本差不多的人都不知道；一麵和日本人民一起經曆了日本社會激蕩的變化。期間，1995年8月，戰爭結束50周年的時候，我和一些去崇山村調查細菌戰受害的日軍的後代們命運般地相會，從那時起，不分四季，與他們並肩一起，去崇山村以及其他細菌戰受害地，進行受害情況調查，研究學習細菌戰的曆史事實至今。
今天，我作為本訴訟108名原告的代表，在此陳述意見。
我們108名中國人原告是戰爭中日軍731部隊在中國浙江省、湖南省進行的細菌戰受害者以及受害者的親屬。我們以日本政府為本訴訟的被告，要求日本政府作為日本國的責任者，正式承認日軍細菌戰的曆史事實，向中國人民謝罪，並對這一戰爭犯罪造成的損害承擔戰爭責任。
眾所周知，50多年前，日軍作為國家政策實行的細菌戰，在當時即為國際法所禁止的戰爭犯罪。戰爭失敗之前不久，日本政府隱蔽了這一戰爭犯罪。戰後，又由於日本政府和美國對這一戰爭犯罪的隱蔽，在1946年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當然應該受到審判的細菌戰戰爭犯罪，沒有受到審判。但是，正義必定懲罰罪惡。今天，細菌戰的審判在日本首都東京開庭了。我們認為這是曆史的必然，是日本的進步。
這場曆史的審判的開庭，是許許多多與中國、世界人民一起堅持反對日軍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民長期以來努力的結果，是許許多多堅持揭露細菌戰曆史事實的日本知識分子、人民以及舊日軍有關人員長期以來努力的結果，是我們的辯護團的努力的結果。中國人民為這些許許多多日本人民的努力所表明的日本人民追求真理和正義的精神力量所感動。他們的努力在改變當時日本的國家政策――侵略戰爭所造成的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敵對關係，他們的努力是產生帶來和平的真正的中日友好關係的希望。在此，我們代表中國人民，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