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2年，孔子向魯昭公說秦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經過250年後，荀子到了鹹陽，卻說秦國距離王的水平，“倜倜者其不及遠矣。”兩位哲人在不同時期，對秦的評價距離很大，但都有道理。他們都是從實際出發，用的標準都在一個“儒”字上。孔子所知道的是秦穆公以後的秦，是秦的早期盛期；荀子所考察的秦中期的盛期。秦早期的盛期是承傳了周公的思想，儒家思想居統治地位；秦中期的盛期是商鞅變法以後，儒家在秦受到了排斥。
（一）荀子入秦時的秦國
鹹陽，在秦國變法的峰頭正健時成為秦國的首都，由茲而名垂古今。秦國以鹹陽為基並從鹹陽出發，統一了六國，建立起一個新的王朝，不久，鹹陽又埋葬了新建的秦王朝。就在秦國的鼎盛時期，荀子考察了秦都鹹陽。他獨具慧眼，從紛繁的世俗生活中，看到了鹹陽的形勝與吏治；他也從秦君的□□恐懼中，想到了秦政的得失，並從而意識到秦的將來。哲人雙目中智慧的光，洞穿曆史，探求本質，給當時的人以昭示，給後世的人以啟迪。這位智慧者對秦的客觀、公允但又尖銳的評價，揭示出秦國當時之所無。這個“無”，對當時的秦國乃至始皇帝造成了嚴重的負麵影響，甚至影響到以後。長期以來，荀子在鹹陽的這番話語，很少引起學者的重視，對此作全麵的分析和研究的人更見少之又少。
秦由一個不為當時天下諸侯所重視的小小氏族部落，從東徂西默默而起，經過秦襄公、秦穆公的經營，又從西向東進軍，漸漸有名，成為令東方諸侯國所側目的強國。到了公元前5世紀中期，國內權力失衡，國勢疲憊。這便是“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的時期，約當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384年。這是秦國曆史上最不光彩、積弱積貧、不斷挨打的時期。但是，這個時期的東方六國卻處在改革的大潮中。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國，實行變法，“盡地力之教”，著《法經》；
公元前403年，趙烈侯任用公仲連為相，進行政治改革；公元前389年，楚悼王起用吳起，實行變法，“損有餘，補不足”；
公元前355年，韓昭侯用申不害為相，實行變法，加強中央集權；
公元前357年，齊威王授鄒忌相印，推行改革措施。
一浪接一浪的改革之潮，在各國中都起到了謀求國家富強、生產發展的作用，政治經濟上都出現了新的氣象。改革的勢頭逼人，也激勵起秦國的有識有為之士。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繼承秦獻公的事業，奮發圖強。為此，孝公發出《求賢詔》，征求“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列士。”重賞之下，召來了衛鞅。公元前356年，衛鞅任左庶長，於是一場更為徹底的變法運動在秦國大地轟轟烈烈展開。公元前352年，衛鞅被升為大良造（相當中原各國的相），秦國改革向縱深發展。為了把改革進行到底，公元前350年，秦遷都鹹陽。公元前340年，衛鞅受封於商（即今商縣東南），擁十五個邑，號為商君，故也叫商鞅。
商鞅的變法運動從秦孝公三年（前359）開始到秦孝公二十三年（前339），進行了將近20年。主要是：頒布法律，輕罪重罰，實行連坐之法；頒布二十等爵，獎勵軍功；重農抑商，鼓勵開荒，獎勵耕織；焚燒《詩》、《書》，禁止跑官買官；開阡陌封界，廢除貴族特權；普遍實行縣製，任命縣級長官，設置縣一級官僚機構；遷都鹹陽，修築宮殿；統一度量衡，並由中央頒發標準器；按人口戶口征收軍賦。即在政治上實行中央集權，在經濟上獎勵農業生產，在軍事上組織一支勇敢的軍隊，在文化上排斥儒家思想以愚民，在法製上實行嚴刑峻法以製民。他建立起了君主專製的中央集權製的基本政治框架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文化製度。秦始皇帝所建立的秦王朝的藍圖，在他的前100多年，已由商鞅給繪製出來了。所以說：“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商鞅變法的直接效果便是“家給人足”，“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秦國變了法，改革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調動了士兵作戰的勇敢精神，秦國兵強民富，已令各國另眼看待了。各國共尊的周天子送來了祭肉，以示褒勵，各國諸侯也來祝賀，可見商鞅在秦都鹹陽所實行的變法運動在當時引起的震撼是相當大的了。
秦孝公於公元前338年去世，秦惠王即位。公子虔等人挾嫌報複，告商鞅謀反。商鞅的血染紅了他所進行的改革事業。商鞅雖死，但商鞅之法未變。秦國的戰車輪子仍然沿著商鞅所設計的軌道向前滾動。
（二）荀子在鹹陽
商鞅變法以後，秦國名動諸侯，東方六國對秦側目而視。孝公到秦昭襄王是四世。大約在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後，荀子來到秦國。
荀卿是戰國後期一位博學通材。他大約生活於公元前340年至245年。他的學術傳承關係是儒家。汪中說他“出於孔氏，尤有功於諸經”。他生於戰國晚期，對於從春秋至戰國的諸子的學說均有涉獵，且有研究。他的《非十二子》的論文，對這一時期的主要學術流派均有評論，因此，可以說他不僅是儒家在戰國時的最後碩果，也是春秋戰國諸子學說的集大成者。他既從諸子的學術思想中有所繼承，同時對之也有所批判，包括對儒家一些名人子夏、子張、子遊、子思、孟軻這些巨擘在內。他不但是一位學術界的大師，著作宏富，而且也是一位治世能臣。《韓詩外傳》中有人向春申君進言，說：“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裏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若何？”孫卿即荀子。怕荀卿以百裏之地而兼天下，春申君讓荀子走了。荀子到了他的祖國趙國，趙以為上卿。又有人向春申君說：“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強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嚐不善，其國未嚐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為辭而去？”春申君又曰“善”，於是請孫子。文字雖反映出春申君沒有主見，但也反映了荀子的治國才能。在《堯問篇》中，荀子的弟子對荀子的評價是：“孫卿子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嗚呼賢哉，宜為帝王。”可惜他僅作為祭酒、蘭陵令這樣的不大不小的官。豈非天地棄才也歟？
荀子的著作，也被列為中國文學史的名篇。他的文章長篇大論，發揮盡致，論點明確，層次清晰，說理透辟，句法嚴整，詞彙豐富，善於用譬，辭彩紛呈，對偶排比，滔滔不絕。又創賦體，三四七言，在春秋戰國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
他學問博通，又曆諸國，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使他成為當時的智者。他對當時諸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分析鞭辟入理，入木三分。他與各國君主及大臣的問對，指出其國中的不足與弱點，莫不中的。比如，對於戰國兼並，他有一個基本的觀點：“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並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兼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並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裏，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什麼是能凝之呢？那便是“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他所倡導的是禮。用禮來衡量一切。
這位哲人智者，在對秦都鹹陽的考察過程中，看到了秦國地理位置的優勢，官員的循規蹈矩，人民的勤勞耕作。他由表及裏，也看到了這個安定富足的現象中所隱藏的危機。這就是荀子的過人之處。人們觀察事物，認識表象容易，而分析表象下麵的因果不易，而探知到表象中潛在的危機則是不易中的不易了。荀子的前後，有多少智能之士到過秦國，如張儀、蔡澤、範雎、商鞅、韓非、李斯等，沒有一個人能如荀子這樣清醒。荀子是從學者的高度觀察秦國所發生的事情的。他要求因問果，他不求幹祿。他要嚴守一個學者的學術獨立，不阿不苟，因此才能客觀，也才能冷靜，才能清醒，才能深刻。他很快地便離開了秦國，但他同秦國又結下不解之緣。後來，他的學生李斯去了秦國，在秦王政手下作事，地址也在鹹陽，距荀子走出鹹陽已近30年。荀子聽到這件事後，年事已高的這位智者“為之不食”。荀子的憂慮，一是看到秦國的內在危機，怕其助紂為虐，為李斯的品行憂；二是知徒莫若師，他深知李斯的功名心切，在秦的危機中，必有不測，為李斯的命運憂。他憂得不想吃飯，結果還是憂對了。李斯在後來確實為了自己的利祿而出賣了良心，即使如此，最終還是被腰斬了。荀子的另一個學生韓非，也因受到秦王政的企慕，由韓入秦，結果被其同窗師兄弟李斯謀殺在鹹陽。但韓非的法術勢思想卻在秦國發揚光大了。所以說，荀子與秦確有著內在的聯係。
（三）荀子評秦“所短”
現在，我們應該談一下荀子在公元前3世紀中葉在秦都鹹陽的言行了。為了討論方便，這一節我們不得不較多地引鈔一些原始文獻。
荀子在秦鹹陽考察後，秦相應侯範雎問荀子：“入秦何見？”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穀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聞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自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荀子上麵所說的“粹而王”，是指的純粹地用儒道來治國，則可以王，雜以其他思想僅可以霸。因此便引起了秦昭王的問難。秦昭王很不客氣地向荀子說：“儒無益於人之國。”荀子自然要作以論證。